周明华

全国政协常委、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日前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当谈到互联网上官员与民众交流的问题，李君如认为，在“仇官”问题上，老百姓即使最终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付出的代价会是很巨大的，“这是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的”。因此他建议“老百姓要保持清醒，要去考虑一下事情最终的结果，你一时的激动，最终倒霉的还是自己”。（3月13日《河南商报》）

虽然李君如在最后反复强调要解决“仇官”问题，需要官民之间多多互动，“有权的人要善待没权的人，政府就该积极去调整收入分配，解决民生问题；没权的人也要学会去理解，要明白在目前的实际情况下，追求绝对的公平是不现实的。”但笔者仍觉李君如这番话尚未挑明——老百姓所仇的不是好官官，而是贪官。连这个前提都未阐述清楚，便笼统地拿“仇官”来说事，有点“为赋新诗强说愁”之味，不外乎还是想告诉百姓，不要再骂贪官了，少受点气，不然最终倒霉的还是你自己。

难怪这两天的网友评论，几乎一直指向李君如这一观点的对立面去。有网友直言不讳道：“就算真有仇官，仇的也是不为民好好作公仆的官；官不为民服务，则百姓就会民生困难，最后当然倒霉，那么他们不仇这些庸官仇谁？”最近，不断有包括官员在内的精英人士出来诠释“仇官”现象，不是劝百姓不要仇官，就是大说特说为官之难，甚至说官员也是弱势群体。窃以为，“仇官”之说频现有些莫名其妙。“仇官”一直是一些官员头脑中假想的一道伪命题，现实社会中并不存在。反倒是少数官员由于自身不雅、不正，将本该及时和多角度批评失职官员但又渠道不畅的百姓视作“刁民”。要说仇，更像是他们“仇民”。

这方面的案例，单是见诸媒体的，便不少：一名教育工作者向“县官”反映拖欠教育经费的问题，拉了一下他的车门，后来这个百姓竟被刑拘；一名老者到乡政府办公室，碰了一下乡官的水杯，竟然也被刑拘……所以，说官员弱势，说百姓强势，有些本末倒置。若一定要认为官员是弱者，他们的精神上有重压，那我要说，它们一旦去与百姓面对房价多年上涨而住房难、学费不断上涨而上学难、医药红包久治不绝而看病贵、油价上涨和公路高价收费使出行难一对比，这种“弱法”便是微不足道。

一些官员想过没有，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尽职一些、做得好一些，让百姓远离倒霉事件，我想怎么会感觉到官员离他们似乎有渐行渐远的感觉呢？相反，只要百姓居家易、看病易、出行易，连他们心中仅存的那一点点对少数贪官的仇恨心也会消失的；况且，如果所有公仆精神上感到有压力，感到细密的监督眼无时不在、无处不在地盯着他、盯紧他，身上负着了一座有形和无形的监督大山，那么，公权运行就不可能有“私奔”的空间。官员与百姓之间便会是鱼水关系，根本不存在谁仇谁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