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近日《人民日报》刊发文章指出，有车族、大学教授等纷纷自称“弱势群体”。收入差距加大的被剥夺感，社会竞争中的不公平感，以及面对权力寻租的无助感，交织成全社会的“弱势心理”。与其说弱势群体在扩大，不如说“弱势感”正在蔓延。多数农民、农民工和城市贫困人口，构成我国弱势群体的主要部分。在中国仍有超3597万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许多城市底层居民生活困难。

恕我直言，就是这个数千万的处于贫困线下的真正弱势群体，仍有失真之嫌。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目前中国城市人口的贫困仍被严重低估，实际贫困人口数，约占总人口8%以上。坦率的说，现在除了月月有旱涝保收且金额不菲的财政饭可吃的大小官员，以及少数占有非天然公共自然的的垄断国企职工外，我国大多数中低收入的国人，都在心里产生一种“弱势心理”。甚至普遍有一种被大山压着的感觉。

这种弱弱的感觉，在CPI连续25个月单边上扬地推助下，在吃、住、行、医、教成本不断上升的语境之下，还在不断加剧。不仅是水、电、汽等公民日日要用的必需品物价“说涨就涨、要涨得漂亮”，而且“蒜你狠”、“豆你玩”、“姜你军”、“苹什么”、“油不得”等饱蘸着百姓无奈与酸辛元素的民间俚语频频出现。20年前，10元钱可到市场买一只刚剥了皮的全羊，甚至店老板还要为你找补，而今捏着10元钱只能买回200克羊肉，这岂不“杯具”……显然，这些物价上涨的实际风险几乎都转嫁给普通百姓。

显然，大多数百姓胸中堵着这块“弱感”，于社会和谐肌体构成伤害，并且很可怕。直接恶果至少有二：一是潜移默化的造成国民的一种奴性心理，因为“民生高成本、收入低回笼”的痼疾未治，便会挫伤国民民族自尊心、创业和创新意识决堤。这种挫败感淤塞于胸，得不到体制性疏导，难免会恶化；其二，在这种局部质变的恶性影响下，还可能引起国民与政府的对立情绪，造成社会的不稳定。这从最近的诸如“我爸是李刚”事件的“网络悲意狂欢”，以及南方一税务局职工赴台遇难，网友“冷血”庆贺，便可窥一斑。

近期，收入分配改革已被推上前台，如箭在弦，回首无岸。但收入分配如何改、重点在哪，都是出台方案必须虑及之处。窃以为，我们在进一步保障公民话语权、保护国人私有财产、完善社保体系的情形下，须首先找到尽快“减弱”的有效途径。当前我们需要制度性减缩两大差距：其一，立法扭转垄断企业职工工资过高的问题，减缩企业职工与高管间的巨幅落差，增加农民工和一线工人的收入水平等，应在分配方案中明示；另外，须缩小企业职工与公务员间的收入和养老金差距。

但迹象表明，收入分配改革的程序往往是闷在“部里煮”。近日有消息称，国民分配方案正由人保部拟订。之前还闷在另一口“锅”里煮过五年。2006年国家发改委就拟制分配改革意见，消息早就传出，但初案一直未公开接受各方意见。正确的做法应是，收入分配问题不仅不能由官员说了算，而且应由第三方机构手持“削权刀”予以制约监督。并应通过听证广纳民谏，让各阶层利益充分博弈，抛弃“谁管钱、谁定夺”思维，并最终依法将收入分配决定权交给全国人大。如此跟进公平的分配机制，方能遏制国人“弱势感”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