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3月23日福建南平校园门口惨案伤痛未散，4月12日，广西合浦县西场镇西镇小学门前又发生一起持刀凶杀事件。一名8岁小学生和一名老年女性死亡，两名小学生、一名未入学小孩和一对中年夫妇受伤。广西北海市委宣传部称，40岁的行凶者杨某某系一名精神病患者，是当地的一名赤脚医生，已被警方控制。目前，事件原因还在进一步调查中。(4月13日《北京晨报》)

既是一名赤脚医生，又缘何是一名精神病患者？是当医生在前，还是患病在后？精神病人为何犯罪指向这般清晰，如南平残杀8名孩童的郑民生一样，专检幼小者施暴。所以，囿于事件突发，媒体报道出的信息尚不全面，杨屠夫在将罪恶的屠刀挥向老人和孩童时，是否是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这有待权威鉴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杀手凶顽是在对处于毫无戒备之心和自卫生命能力的弱者下毒手。

不管是几年前的杀人恶魔邱兴华，还是郑民生，及广西的郑某某，凶手的屠刀挥向弱者，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在精神上“有病”了。即便邱兴华与郑民生被鉴定为无精神病患者，但其凶残举动本身早就脱离了一个正常人的行为。这些“有病”之人行走在我们身边，使我们无法免于对人身安全的恐惧。他们就像不定时炸弹一样，随时可以引爆社会的安全体系，随时可以夺走刚刚还行走在我们身边的公民生命。因为“有病”之人在暗处，无辜公民在亮区。

不久前，广州一份精神健康调查称，广州完全心理健康者仅占10%，而有轻重度抑郁、焦虑等心理疾病者占10%，“估计”广州市常住人口的1%患有精神疾病，约60000人。另有数字称，近年由精神病人实施的凶杀占凶杀案的7.8%-14%，在凶杀案的精神病鉴定案中，与精神病理因素有关的占60%；广州一个市常住人口中有就6万人有精神疾患，那么加上医、教、住、行更具重压下的流动人口，全国各地，散落在街上的精神上“有病”之人，其数字一定很惊人。

由于精神病人的发病情况不一，而社会及时和有效发现这些“病人”的机制长期疲沓，加之当前精神病治疗成本高企，面对当前原本颇高的民生成本负压下的监护人，即便有心将病人送去医院治疗，也无力支付这种像“无底洞”般的医疗费。往往是，一些病人在精神病医院原本治疗出一定效果，最终，亲人不得不将病人带回家。一份统计资料称，我国精神病患者中，只有20％到医院就医，其中不少人中途退医，另外的80％因各种原因而流落街头。

面对他们，单靠百姓力量，无法将其监护于自己视线内。此时，政府主导下的社会监护，才会更有效、更持久。在美国，除了专门的精神病辩护制度外，而植于社区警务，为精神病人而建立的专门执法方案，这样鲜见精神病人散落街头。这不仅得益于他们严格的法律体制，也得益于国家的常态生投入；反观我国，不仅精神病院的数目有限，且财力贫弱，导致大量精神病人未能及时治疗。要防范更多“有病”之人手将凶器挥向公民，须让这些“不定时炸弹”尽快被收治，在财政投入上，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