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日前，中国农大校长柯炳生在亚太国际教育协会2009年年会上说，大学生就业难可能是一个比较长远的趋势，大学生数量不是就业困难的主要因素，因为只有25%左右的新增劳动力来自大学毕业生，“质量问题才是关键”。柯炳生一方面希望政府能将目前促进就业的措施长期化，一方面也希望政府能在数量上适当控制高招规模和新建高校的增加，另外大幅度增加政府对高教的投入。（4月18日《华西都市报》）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大学生学习更多的是靠自觉努力。但何以这么多大学生都有“质量问题”呢？这恐非将所有责任都推给学生那么简单。记得中国富豪榜上排名亚军的严介和，日前在武汉就曾“放炮”现行教育体制，他说：“有了学历没能力，有了文凭没水平，有了职称不称职”。当时有人称严总像在过嘴瘾，以点代面、以偏概全，一杆子击落一树果子。窃以为，他的这个“段子”虽然不如今天柯校长所抛出的“大学生质量与就业论”这般委婉，却是话丑理端，直击当前应试教育软肋。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大学生褪去曾有的“天之娇子”的七彩光环之后，其身上渐次折射出教育体系之弊，一直伴随着大学生们身上的“创新、责任、感恩”等精神元素的缺失，凡此种种，均无可避免地在“就业不佳”身上打上时代烙印。中国教育，或许从幼儿园教育开始，就一直难以摆脱“会考的娃儿有奶吃”的意识羁绊。在这种应试教育思维的长期推助下，小学、中学乃到大学校园，老师更像一名“习题”搬运工，每天不间断地将习题“搬给”孩子，使他们埋在书桌前做练习题。至于这种年复一年的灌输教育，是否真正增强他们的综合能力，一直是一本糊涂账。

在这个过程中，除了星星点点的几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大力构建素质教育体系之外，大多数公共教育监管者、人民教师，依然对此甚感无奈。有时被批评者斥急了，便有权威人士站出来双肩上耸曰：“好，听你们的，废除应试教育，那么，高招不公的问题又靠啥去解决？”这一问，的确颇具威力，几乎顿时让所有正批评应试教育者消声。其实，应试教育并无原罪，确保高招公平也并非就只有“应试教育”这条可行之路，制度保障“生病”，原因不在制度本身而在人为因素。况且，素质教育也完全可以量化到“应试”的案头，只是我们一直疏于对此的研判罢了。

实际上，作为公共教育设计与监管者，永远不应躺在一种次优教育制度上睡大觉，甚至随着时代的向前推进，“次优”已开始蜕变为劣势。既然应试教育早已曝出素质教育之缺，已开始明显影响到大学毕业生的就业质量，那么，我们就理当对此引起高度的国家警觉——一个国家，没有比教育理念失航更为忧惧的事情。我们应肩负起这个时代的责任，直面教育体制上的问题，重启应试教育价值研究评估的高端程序，尽快找到一条适合中国教育科学发展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