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3月9日，在全国政协经济组分组讨论后，全国政协委员、全国人大预算工委会副主任王大成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国家对金融国企高管出台的280万元限薪规定还是太高了，高管拿太多钱脱离了国情，他建议国企高管应该限薪100万元。王大成表示，美国总统奥巴马给华尔街高管限薪50万美元，我国金融高管是限薪280万元，看起来差不多，但是我们国家整体收入比美国要差很多。（3月10日《新快报》）

我注意到，王委员两会上“发炮”，横刀腰斩上月财政部制定的国有金融高管280万的“限薪令”，并未让网友感到欣慰。这不难理解，不管是280万还是100万，纳税人实际上没有看到公共薪酬政策制定中的问政于民、问计于民的身影，没有听到国企管理制度性大胆变革的铿锵之声。由于这种政务公开决策、民主商讨程序的习惯性缺位，便无可避免地导致公众对此的疏离感。可以这样说，国企高管薪金设置与监管的程序性迷失，已经让公众不仅“患高”，而且患不公、患不明。

回首30年国企改革的历史，国企高管的钱袋问题一直伴随着国情体制、国企改革、公司化治理机制、股份制改造等复杂问题一道起伏跌宕。国企高管的薪金鼓瘪状况，既牵涉职业经理人的市场激励，又涉及到员工工资“实质正义与分配相对公平”的系列问题。但以金融、电信、烟草、石化、电力等为代表的强势国企，无一例外，都是以垄断公共资源的姿态出现的。这注定他们享受着国家的优惠政策，实质上便是倚靠着“皇粮”度日。加之人事任免沿袭着行政任命制，这些高管所做的可谓是只赚不赔的买卖——企业赚了有高薪加高额追奖，企业亏了照领高薪，及至拍屁股走人或高升至行政机关“养神”。

显然，这与市场化充分、职业经理人法制环境充足的现代化企业管理的要求相去甚远。这种像“夹生饭”一样的市场竞争，势必带给一些比照行政化管理的国企高管一种拥用权力的快感。拥有行政上级所任命权力的高管，有条件也容易将企业职代会、工会、董事会等，貌似能有效制衡权力的内部机构，一个个变成“监督稻草人”。而且，这种行政任命制，天然为国企高管同掌管乌纱帽走向、“松紧度”的公权提供了“暗箱互动”空间。由此，便有国企高管自表艰辛、自定高薪、自发福利的雷人之举，便有董事长年薪数千万，是企业低层员工年薪的数千倍的怪事。

市场化程度较充分的美国金融高管年薪限制在50万美元，职工年入约3至5万美元，高管收入是职工的12.5倍；我国2008年城镇职工平均工资约2.6万，乘以12倍后，高管年薪不过31.25万元……要说与国际接轨，这个“轨”我们早该去接了。所以，当前对国企高管限薪多少并无实际意义，我们应走出“数字藩篱”，尽快去剥离国企高管人事委任制中的“非市场化元素”，以法制建设为切入口，对高管薪酬的决定程序进行公开、公正、民主变革，并改变目前严重滞后于市场经济的行政考核办法，大胆引入第三方全程审计监督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