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9月5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原基建处处长李庚耀，因涉嫌贪污受贿罪在北京昌平法院出庭受审。公诉人指控他在负责高校后勤和基建工作期间，私分学校款项，收受财物20余万元。当公诉人逐一询问他是否在特定时间收受过他人的礼品财物时，李庚耀表示收过，但有的已退还。李庚耀表示称“这很正常，只是业务上一般的礼尚往来，是人之常情”。（9月6日《京华时报》）

逢年过节或碰上亲友之喜，送个小红包、讨吉利、表暖意，这本无可厚非。可偏偏是一些身肩为民谋利的贪官却早已将此“发扬光大”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湖北 “五毒书记”张二江为己推脱时就说接受贿赂是“礼尚往来”；重庆市市政委原宣教处处长薛亮过年一次就收一人红包10万元，他称“此系拜年礼，不必‘红包’惊诧”；四川南充原副市长李斌也曾在受审公堂上“慷慨陈词”：这百万元系逢年过节，亲友送的……

这样的见报案例不少，隔三差五就会进入公众的视线。虽然如今大小贪官把“人之常情、礼尚往来”早已“演练”得轻车熟路，大有要一直“传承下去”的势头，可是像李庚耀这样被法律之手擒上公堂，被大众媒体揪上报端的又有多少？在我们视线范围内的是，高档酒楼门前锃亮而高档轿车一溜划过，一些官员生日（有些官一看还要“生”两次）、离婚、再婚、生子、乔迁等“喜”，都挖空心思弄得“礼金如潮”。似乎反腐人员也不愿意或者说顾不过来去给这样的“喜事”浇冷水。

造成借“礼尚往来”之虚行贪赃之实之风泛滥的主因，那就是送礼者常有，而“眼随身走”的监督不常有。反腐人员如何像叮人能力超强的“野蚊蝇”一样，死盯官员，让官员不敢贪不能贪？这是反腐工作的重要课题。年前，邻邦韩国就曾推出过较损的高招，韩国监查院、防腐委等组成由40多人的“政府联合稽查班”，专门稽查那些收受礼金的公务员。稽查员采用“微服私访”之策，暗中稽查官员送礼行为。稽查员常蹲守在外来人员较多的地方，寻找可疑线索。一旦发现送礼“嫌疑人”，他们便尾随其后。曾被革职的韩国农林部次官(副部长)金周秀，就中此招落马的。

韩国打击“礼尚往来”所采取的反贪新招损是够损，但效果不错。试想，敢送敢收的贪者，思绪能力都不会低，都是削尖脑袋，八方遮掩，想方设法要躲过监督的。如果你反腐人员一直用“传统招”出手，大概会扑个空的。诸如中央和地方一次次发出严禁领导干部大摆宴席敛财，而像李庚耀和李斌这样的官员却并不少见。如果，我们在一地某高档酒楼前像韩国那样设个““查点”，我相信，这一“损招”必将收获不小。

反腐要动真格、出成果，有关方面就该多摸索出一些诸如韩国这样的发现式的反腐“损招”。招式不是挖掘不出，立竿见影的办法不是想不出，关键是我们愿不愿意去不断地推陈出新，紧跟或者赶超贪官的敛财步伐罢了。只有将贪官的受贿 “技能”甩于反腐手段之后，才会使李庚耀等不敢到受审席上还大言不惭地称收礼是“礼尚往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