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8月4日晚，北京一家饲料集团公司今年新招聘的200多名大学生在北京市通州区驰普城内聚会时，公司领导让这些大学生集体拼酒，之后有15名刚毕业的大学生喝倒住医院，其中1人身亡。一名员工称：“我们集团总是强调竞争，强调PK，要不是这样，这男孩也不会死。”该员工认为，是公司的企业文化有问题导致了悲剧的发生。（7月8日《京华时报》）

我注意到有人在网上发表快评文章称，这名刚刚洗去十年寒窗苦读的劳顿与风尘的中国男孩，是死在“酒文化”的这口“毒缸”里。笔者当然部分赞同这一观点，因为“酒文化”里，包含了太多非科学、非健康、非法制的社会末落习俗。诸如，“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主人没喝倒，客人没喝好”，“一口喝到中央，去述职；一口闷到杯底，下基层”，“走着上酒桌，横身去医院”等等。这些带“酒精烈性”的酒场辞令，在职场与酒场一次次“考验”着刚踏社会之门的孩子。

但我认为，“酒烈士”在我们社会频现的根源还不仅是“酒文化”地千年浸润，而是权力与资本的习惯性傲慢所带来的职业性歧视。不管是河南信阳市新县人口计生委主任郭世忠因应酬饮酒过度死亡，后被县委发红头文件追记个人三等功，还是广东阳东县政府公开到美女扎堆的重庆招能喝白酒一斤、体态婀娜、能歌善舞的未婚女到县政府接待办作工作员，这些社会现象反映出的不单是一个“拼酒、贪杯、好玩”那么简单的事。我们从一个又一个从酒桌边纷纷倒下的“酒烈士”身旁望去，看到分明是权力与资本的巨大压制下，公民谋生道路上的孤单与无助。

往往是这样一番就业公平性失衡的情景：有“台柱子”的轻松就业，没门路的“拼干”所有的白酒瓶也难就业或难保已就业的岗位。这让我想起美国花旗银行集团今年发生的一起赔款案。今年4月初集团公司透露，集团同意向下属史密斯－巴尼公司2500名在职与离职女性经纪人赔偿3300万美元。为何对这么多职工赔这么多钱呢？因为，2005年3月，原告控告巴尼公司阻止女性经纪人获得平等晋升、提薪机会等。另外，该公司参照以往业绩来给员工分配业务，支付薪水，这对过去遭受歧视的女性经纪人不利。据悉，花旗和原告还约定，采取多元化监督方式，聘请专家监督花旗的相关劳动就业公平改革措施的实行。

显然，美国的法制理念对处于资本弱势地位一方的劳动者的劳动公平权益的主张和强调，几乎到了苛刻的地步。这种“苛刻”表面上看起来对单个的权势者与资本拥有方有点挥剑过重之嫌，甚至暂时或局部影响企业的发展。但是，对整个社会公平体系的构建和众多公民工作生活来说，却是一种让人羡慕的制度性设置。如果我们的权力与资本占有一方，有这种让企业时时忌惮的“制度性惩戒”硬软势力的存在，那么，这些颇好“打酒战”的老板，是不敢将数百名刚迈出校门的男女大学生推上酒桌上去P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