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医改课题组负责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社会部副部长葛延风在7月12日的《中国青年报》的访谈中说：“我们的核心观点是，在现有体制中嵌入一个覆盖全民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制度，或称之为国家基本卫生保健制度。通过近两年的讨论，全社会已形成共识：政府应承担公共卫生及全民基本医疗。

自去年7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宣告医改不成功后，医改信息可谓天女散花，而平行的医改方案的数目已升至8个，笔者对已被挤出示众的八截“医改牙膏”进行大致疏理后发现，八者之间未有本质区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北大、复旦即北师大等均强调医疗服务必须以政府干预为主导，须坚持公益性质，适度利用市场机制以整合公共医疗机构的市场特质等。

实际上，我们在这种喧嚣的气氛中稍加冷静思考便会发现，葛延风所称的这个“核心基调”，就是在10年前的旧医改中，也轻易能寻到这种制度性规定的踪迹。那何以“保障”“预防”“公益”至经济突飞猛进的今天，仍然是“私益”丛生呢？在我看来，原因还是制度在执行过程中未触及到当前社会的根本，我们没有一种体系去防范“意识壁垒”在社会肌体中逐渐生成。

所以新医改要跨上成功之阶，至少还需智识和勇气去摧毁三道“意识壁垒”：其一，砸碎“闭门造车”的意识羁绊，将八套新医改方案和盘托出。可至于中国政府网站或国家发改委网站显著位置，天天置顶，甚至可以借用商业门户网站的影响力，广泛纵深地接受民谏。如此，方能进一步疏导自下而上、由上至下的言路；方能集纳社会各界特别是民间的真知灼见；方能从制度和前提设置上力避再度出现远离民众的“象牙塔方案”。

再者，从公民平等的意识高度入手，坚决彻底地打破干群不平等的医卫保障格局，取缔干部与工人、农民不平等的医卫福利待遇制度，实现干群平等医疗保障待遇。我们来看中科院去年披露的一份调查：在我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中，80%是为850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全国党政部门有200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等，仅此一年开支就达数百亿。

可以这样说，医卫公平不立，医改失败难免！就算新医改的方案数目多达一百套，如果无一套方案能直击此核心问题，那么，中国公民均还将面临着看病难、看病贵煎熬。所以，对干群医疗保障的不公体系，必要时应立法立规将其连根铲除，这也是我们大力构建和谐社会之必经之路。当然，这一堵“意识壁垒”还很厚甚至很坚，但它同时也是我们重制医改必须要跨过的，因为它牵涉到下一步行动的指向。

最后尚需摧毁的“意识壁垒”是，医药厂商与医院联姻的“便捷通途”。医药“红包”之所以恣意横行，根源还是我们的制度设计上存在让“红包”畅行的路径。我们当前亟待严格统一药品限价(成本价)，由国家实行所有药品的专营专配，统筹计划管理，外包装上统一标识相类药品的销售价，由此剥离医药灰色交易的平台，让医疗机构回归到它的公益和科研创新的本位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