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中国的官员科学素质不如学生高”！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技馆原馆长王渝生10在广州表示，他所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国民科学素质普遍偏低，2001年中国具备科学素质的人口比例只有1.4%，2003年为1.98%，至今也不超过2%，与国外相差超过十倍。接近半数的中国公民相信“求签”，约四分之一相信“星座预测”，五分之一相信“相面”等（7月11日《新快报》）。

看到此比例，相信有一点民族自尊心和时代责任感的中国人，一定会忧心如焚的。国民的科学创新现状原本就堪忧，而支撑这种窘局改变的动力的“国民科学素质”又是如此之低，与国外相差达10倍之远，那么，构建创新型国家的重任又该落到何人的肩头？就拿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州来说，每年政府投入科技宣传的经费竟是区区20万元，可能还抵不过政府花钱去中央媒体做一次形象宣传的费用。

笔者这里暂且撇开让国民科学素养不高诸多原因不说，单追溯一下 “官本位”对科学精神的侵蚀作用。当前，并非什么行业什么人物都要理顺“嫁接行政关系”或捎尖脑袋去与行政级别勾连，而是在当今社会科技工作者的科研环境里已难以摆下一张可以视行政级别如草芥的“净心书案”矣！青年人才创新难以申请到项目，很多项目都是所长、处长通过行政方式成为负责人，青年科技者都在给他们打短工。

人生苦短，青年人创新的鼎盛期不长，当他们的科技创新热情在带“处级、厅级、省级”的头衔的“长们”一次次浇灭后；当不当官不送礼，难以敲开科研项目的“潜规则”一次次折腾后；当他们目睹自己谋稻梁的大学校园和各楼科研所楼里，几十个教授为竞聘一个处级领导的喧哗场面时。或许，在这些年富力强的青年科技人才的脑海中回荡的便只剩下茫然失意和无奈沮丧的悲情了。

我们应看到，给研究员挂上处级待遇，初看起来很荒谬，在科学技术高度发展和人们普遍憎恨“官本们”余毒的今天，这样的挂钩甚至叫人揪心。但是，在当下，搞科研不当官的确不行。如果不和行政级别挂钩的话,不仅是仅有的科研项目难以搞掂，而且，我国科技人员所面临的物质环境就更为可怜。

而且，在现实生活中，行政官员的各种“特权”不仅难见减损，反而还有增长之势。比如饱受非议的“廉政金”制度和官车改革“车补”办法等，一边是口水汪洋，一边是“我补故我牛”。这种掌握着权力的人涉嫌变相给自己谋私的作法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既得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的物质和精神优越感，可以形成一种“磁场文化”无情地吞噬着社会公平、创新、向上的所有动力元素。

为此，笔者建议，首先，我们应从打破社会固有的行政级别的某些特殊性入手，还官大就意味着责任大、服务水平高的为官精神内核；再者，具体到科技宣传推广和创新领域，国家应尽快立法，保护青年科技工作者的独立的科研环境，铲除阻碍科学精神的向上的那层落后的土壤，保障科研工作者的生活、福利等，这样方能提升国民的科技创新热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