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日，有两条新闻颇有关联度。一则来自《南方日报》，称深圳宝安区公路局花费近3000万元改建办公楼大门，涉事的公路局局长张助浪与和党委书记林映周近日被双双免职。另一条新闻来自《国际先驱导报》，称美国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是一个富县，当地公民家庭年均收入超过６万美元，县财政预算一年有５亿多美元，算得上“财大气粗”，可县政府的办公场所，却是长期向一座商务综合楼租用的几套房间。

6月20日，是我国各地方各部门彻底清查党政机关楼堂馆所的“大限日期”，而今这个“大限日”已过去10余天，可以预见，随着一连串地方“豪华衙门”的曝光，一场声势浩大的整治风暴将席卷全国。因为，已花巨资由钢筋水泥铸就的“大衙”们，暂时还无法“退隐”，对这些背离民意的违规机关豪楼的追根究底，实际上靠的是一种信念与一股精神。

诸如阿灵顿县这类美国地方政府的“衙门”普遍“脸小”，原因不外乎是约束制度使然。在美国，地方政府要修政府楼，程序极为复杂，可以说是“难于上青天”。从地方官员提出动议，到议会听证表决，最后还有公共设施建设委员会的一票否决权。追根溯源，美国地方政府的运行机制类似于现代的股份制公司，其股东是全体居民，市长等只不过是股东请来的职业经理人。“经理人”错位或越位了，丢饭碗是必然的。

而我国之所以没多少钱可以投入民生的基础建设现场，却能动辄几千万、几个亿地投入到楼堂建设中，根源还是在于，立项者和投资者、监督者，似乎“本是同根生”。在这种你修我也修，我建你也建的其“阔”融融的气氛中，真正被“死缠烂打”般揪上传媒，并一直到如张助浪这样丢掉乌纱帽的，还是凤毛麟角。占绝大多数的已建或在建的豪楼们，依然还是安然无恙，居住其内的主子们，他们头上的官帽多数还是各就各位。

记得张助浪月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深圳拥有这样的办公楼不算豪华”；“过我手的工程每年有二三十亿元，我想贪，现在至少也弄到个五六百万，用得着找这样的工程吗”。这些振振有词的语言中透出一股凉气。任职小小区公路局长一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助浪就会有差不多二三十亿元的工程经过其手，这样的“拒诱考验”颇显残酷！他面对如此众多的陷阱，当然能一跃而过，始终坚持原则，但过程未免让人揪心。

让公权无法过分集中，让公仆成为公民花钱雇来的“职业守护人”，让项目采购与建设工程实行公开招标，使任何数千万、数十亿工程运行在玻璃房里，经过阳光的充分照晒，杜绝任何形式的暗箱操作，让居民的双手决定公仆的饭碗，减少靠“个人定力”去拒腐的不确定性，让权力“寻租”的自由伸展度得到制度性减量。这是美国阿灵顿县政府租房办公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