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2日，教育部新闻发言人王旭明在介绍高校助学政策新闻发布会上称，不提倡媒体报道“贫困生呼吁社会捐助”，特别不提倡媒体在未来的几月内，突然写出一个困难大学生前面吊着牌子，上面写着“我考上了某某学校，我没有办法上学”，呼吁社会捐助。相信这样的事情是真的，几十个甚至几百个都不以为怪。关键是无论是大学生，还是媒体，要以宣传主流、宣传国家政策为己任。（7月3日《新快报》）

记得王旭明先生不只一次说自己被媒体误解，甚至怨指媒体断章取义，这次又抛出“宣传主流论”。虽然此论较之一年前的斥责媒体“报穷不报功”的“无知论”稍显理性和委婉一些，但无法隐蔽其内心对媒体报道贫困生示穷的一如既往的焦虑与厌倦之情。说媒体无知也罢，言媒体只宣传“次流”，不把握主流也好，王旭明先生这次可谓是直接向媒体“发帖”：快歌我功绩，忽视那些“吊牌救助者”吧！

可忽视得了吗？当年过18岁的成年公民，能做到将自己的脸面“揣”进口袋里不顾，胸前吊牌求助的份上，我们可以想见他们及其家人是何等无助。如果还有一条能顺利完成学业的路径可走，如果助学贷款的阳光真能及时而简约地照到他们身上，那么，贫家子弟是断然不会自吊胸牌而自取其羞的。并且，我们看到的教育生态景况是：连年教育财政投入在GDP中所占比例走低，甚至还赶不上非洲一些落后国；国际上罕见的将教育弄成一种可赚钱的产业；我国高校教育收费20年疯涨25倍，一个农民要供一个大学生完成学业，需不吃不喝辛勤躬耕40年；重庆三轮车夫为供子上学累死车上……

单拿高校助学贷款这杯并不丰盛的羹来说，我们便没有丝毫理由说学子上学难的状况还是“次流”。去年8月，教育部一位主管学生贷款发放的崔姓主任曾坦陈：目前获得贷款的大学生数占在校学生数的平均比例达到了14.6%，而“急贷而未贷”的比例约占全部大学生的11.4%。崔主任透露信息我认为还只是一个断面，在我们肉眼能视的求学实境中，贷款手续之繁、贷款路径之幽、贷款金额之微，可谓早就是当下不争的事实。

在此语境下，我们没有勇气去排斥任何意义上的社会自救。显然，王旭明先生这种近似给媒体授课、往自身涂政绩之粉的发言，之所以能频繁抛出，是在于这种思维在他们周边已形成了一种既定的“认识场”。我们较为鲜见能有一位饱蘸苍生情怀的教育高管，解下领带、挽起裤脚走进田间地头，去正面体验我国教育的原生态现实，到底7年没涨的高校收费标准是不是原本就是一只高昂的头颅。

实际上，作为政府教育主管部门与大众传媒，均处在同一个社会断面，所面对的也是同样的社会教育现实，关注与思维的出发点方向一致，改进与推动公民教育事业向前跨进的目标相同。惟一不同的只是工作岗位。政府教育部门救助贫困生，是法定义务，工作出了点成绩，即便媒体未及时跟进鼓与呼，我们的主管部门也不应对公众和媒体冷言相向。何况，作为百年大计的教育事业，还一直是中国百姓为之郁闷“发源地”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