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深圳宝安区公路局“豪华门事件”成为媒体的聚焦点，称该局把机关原来花费近2000万元的大门毁掉重新装修，又耗资近3000万元。24日，该局局长张助浪称，“在深圳拥有这样的办公楼并不算豪华，装修后租金翻倍就可证明很划算”；“过我手的工程每年差不多二三十亿元，我真想贪，现在至少也弄到个五六百万，用得着找这样的工程捞好处吗”； “如果我失败的话，就是太坚持原则”（5月25日 《新京报》）

看罢新闻，笔者心中如同打翻了五味瓶，颇不是滋味。从张助浪的简历上看，去公路局任职之前曾在区纪委任职，何以对花如此巨额公款装修的豪门，还有隐含着委屈感呢？如果此般“六星级”门厅，在深圳都算不上豪华，那么，什么的花岗石、大理石铺就的门面才算豪华？是不是觉得租给别人的租金因重装修后涨了一倍还不满足，还应弄成倒下之前的美国世贸大厦那般的豪华与高租金方肯罢休？

任职小小区公路局长一职的一年多时间里，张助浪就会有差不多二三十亿元的工程经过其手，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的“拒腐定力”考验呀！诚如张局长所言：“人多、事多、困难多；家大、业大、问题大。清者自清，浊者自浊，利益很多，陷阱多多”。面对如此巨大的“过手诱惑”，清者真能一如既往地自清吗？虽然有，但的确难；张助浪面对如此众多的陷阱，当然可以一跃而过，始终坚持原则，但恕我直言，这样的“自清拒诱”的过程未免让人担心。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净化官场腐气还清廉之风，并不或缺案例警示。在永驻廉价、廉洁、廉政的公共管理机构，和构建防腐拒腐体系上，似乎一直缺失一种无处无在、无时不在的公权监督设置的有效回归。在一些公权极易“私奔”的局部层面，权力 “自肥”的自由伸展度，不仅未得到监督与约束上的减量，反而还有增量迹象。一些在暗箱里运行的公权，在小团体私欲的直接催生和削权机制的疲沓下，自由裁量的空间还在令人忧心地扩延。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当前寄生于人民肌体上的一些蛀虫们，往往原本还是不错之官、清廉之官，在他们进入陷阱丛生的公权部门后，便一步步滑向了罪恶深渊，在这些蛀虫都吃到满嘴流油时，才令人痛心地被法律之手揪将出来。诸如，万言忏悔书中曾写下“当年想作焦裕禄”的 “河北第一秘”李真，如我们的防腐触角能伸到他第一次将权力与工程“私接”之时 “拉他一把”，我想，李真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焦裕禄式的干部，而不是悲情地被推上断头台。

当前，亟待防腐反腐部门去做的工作是，尽快将腐败因子及早消灭于萌芽状态，要形成一种让清者自清，浊者无法去“浊”，一“浊”被擒的监督预警体系。让公权无法过分集中，让项目采购与建设工程实行公开招标，使任何数千万、数十亿工程，运行在一个巨大的玻璃房里，如此方能让二三十亿元不是经过哪名“一把手”之手，而是经过阳光的充分照晒，杜绝暗箱操作，减少靠“个人定力”去拒腐的不确定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