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武汉市委书记苗圩用5个落马贪官悔过书中的部分内容，告诫新任官员保持清正廉洁。5个贪官的悔过书都把自己蜕变根源归结为受贿。武汉开发区管委会原主任梁耀源称“礼尚往来”的那些钱，使自己看到怕，想到怕，留着怕，交也怕，像炸药包，炸药在自己这里，引信在人家手中，惶惶不可终日；江汉区原区委书记蔡建明也忏悔曰：不法商人的钱对我来说就是炸药包。(4月28日《华西都市报》)

两落网贪官两人可谓想到了一块儿，将金钱贿赂比作引信未握在自己手中的炸药包，难以控制，随时可能被“送包者”拉燃引信而炸毁人生。贪官的“炸药包论”固然发人深醒，但我认为依然还是“悔”在皮毛，根本未“忏”到问题之本。因为，炸药包烫手，谁沾上谁倒霉，但只要公权者身边没有让炸药包能扔进来的空间，或监督与制约已将公权的私奔欲望充分驯服到一定尺度之内，那么，金钱永远成不了公权者手中的炸药包。

颇长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净化官场腐气还清廉之风，并不或缺案例警示，也不乏诸如万言忏悔书，公堂上鼻涕连口、巨贪痛悔世界观、人生观的“煸情指数”也一直不低。防腐体系缺乏一种无处无在、无时不在的公权监督设置的及时有效回归。在一些局部层面，权力的私奔自由度不仅未得到减量反而还有增量迹象。一些在暗箱里运行的公权，在私欲的直接催生和削权机制的间接疲沓下，自由裁量的空间还在扩延。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看到，当前寄生于人民肌体上啖吃着人民血肉的一些蛀虫们，往往原本还是不错之官，在他们一步步滑向了罪恶深渊后，吃到满嘴流油时才令人痛心地被法律之手揪将出来。诸如，万言忏悔书中曾写下“当年想作焦裕禄”的“河北第一秘”李真，如我们的反腐触角能伸到他第一次接过炸药包之时“拉他一把”，我想，李真完全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焦裕禄式的干部，而不是悲情地被推上断头台。

鲁迅说过：拖得愈久，欠债愈多，罪孽愈重，克服危机的希望愈渺茫。当今反腐工作可谓千头万绪，但将反腐触角越前移，反腐工作者就越有主动的操作空间。把腐败因子及早消灭于萌芽状态，不管是对节约反腐成本，还是挽救一些处在“亚腐败”边际的干部来说，应是一条解决腐败危机的有效路径，值得反腐工作者深思和探索。

其实，都是说絮叨了的道理——监督公权，还是应靠领导干部的财产收入充分公开化、阳光化，项目采购建设工程实行公开招标，用制度选拔干部而非“一把手”定夺用人，财权审批进一步完善，以集体决定制剔除“一支笔”签单权力过分集中等制度的修缮，以及加强舆论监督、民主监督和群众监督的力度才是当今非常急迫的反腐防腐高招，那样，任何“炸药包”将无缝可钻、无处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