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华

    山西翼城县南官庄村农民李海明的女儿铃铃今年高考考了532分，达到二本录取线。6月27日，得知女儿成绩的第二天，50岁的李海明把自己吊死在了土窑的门框上。除了种庄稼，李海明平时靠掏大粪维持生计。女儿上高中后，他还借了五分利的高利贷。8日，翼城县教育局局长郭生财得知铃铃的遭遇后，向记者承诺：“铃铃大学4年的学费，我们政府全包！”（7月11日《新京报》）

    同样在山西，就在上月，榆社县西马乡新村43岁的陈东生，因儿子陈力高考估出600分的高分后，因担心高额学费而服毒自杀。多么相似的人间悲剧，多么冷血而刮肠的学费杀人。惟一不同的是当地教育部门的跟进状况：铃铃以父亲的生命换来了局长的扶持，而陈东生的死和死后的一切，依然还显得那么孤单和沉寂。

    此时，请允许我作为人父和一名中国公民的名义，为这两名苦命的父亲和同样苦难的中国教育体制默哀！两个居住在大山深处的老实本分的中国农民，一个靠掏大粪维持生计的壮年农家汉子，如果他俩哪怕还能看到一丝儿挽救家庭危局，供子、供女跨进大学校门的希望，我想他们是绝不会如此丢下所有牵挂而悲怆地走上人生绝路的。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悲”相同，每年高考下来，我们总是被一波接一波的“状元秀”、“大学排名秀”弄得六神无主。尽管教育主管部门在台面一声接一声地宣称着教改的成功，也一次又一次地敲桌申明：“要让中国的每一个大学生能入学”。然而遗憾的是，台下总会有这样类似的人间惨剧在上演：父亲为供儿上大学每天工作18小时在中秋节猝死；劳作母亲为凑齐女儿念大学的学费累死猪圈旁；为偿还读大学的儿子所欠下的万元学费，人力车夫吴存仁累死在车上……

   而这些惨剧并未唤起各级教育主管者们的心灵和制度觉醒。在李海明上吊之前，郭生财局长和当地有关部门干啥去了，难道非要等一个公民的生命悲惨殒落后，才赴至现场扶贫帮教？我们痛心地看到，拯救这些父亲于精神煎熬的教育体制性关爱和社会扶弱之手，始终未能伸至他们的身前。在“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之重负下，这两名父亲，只能用自己的双肩去独扛。

   事实是，现在的高等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贵族式教育，不仅如此，一中小学甚至幼儿园，都有向贵族式教育一步步滑进的危险。贫穷越来越成为不受教育，或者说只受低等教育的代名词，甚至成为一种公民与生俱来的“天然罪过”。我想，这是中国农民的悲哀,更是教育部门为民“守夜”失职的悲哀。

   中国的教育问题需要全方位正视，需要勇气重新审读。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山西两名父亲因高昂学费而死，但愿这样的悲剧能成为敲响失败教改的最后一记丧钟。因为，国人再也被已然百孔千疮的体制痼疾拖不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