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黄仁宇

黄仁宇之大历史观，谓中国近千年的失败，在于以道德代替法律与技术，剖析可谓精到。但黄认为在制度与技术偿无发展的情况下，个人的贤愚得失于历史的发展无补。这样的论断，似乎有着唯技术论的味道。从黄的大历史观点出发，人在历史长河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国士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的作用，更有着宿命的色彩。不管这个人是刘谨还是海瑞，一到“大”历史中，都没有了作用，有作用的只是制度、法律与技术。或者换句话说，在制度没有完善、技术没有发展这个前提下，好人还是坏人，于历史的进程无关紧要。这就是命。

钱穆持的是另一种历史观。在钱氏看来，中国的士人，一直有一种使命感，就是所谓“士气”。这种士气所追求的，不是社会的技术的进步或法律的完善，而是一，人的自身的完善，即修身；二，人与社会自然的和谐，即修道。技术的精进与法律的完善恰恰是传统士人所不看重的。士应该具备两种素质，一是开放，一是包容。在一个开放与包容的时代，社会则进步，如唐朝；反之，如明。

相较而言，西方之史观重事，重技术与制度，中国之史观更重观察人心。（与龙子夜谈曾论及于此）

黄之大历史观，与其说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如说是由技术所左右的历史。在技术决定着历史发展的这样一种史观下，个人在历史中的作为，那就十分有限甚至可以忽略不计。

 西方世界是经历过唯技术论阶段的，现在的中国也正在经历这样的阶段。饕餮般地消耗能源，向大自然索取，是这样的观念的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