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干部大军

“马拉松式的干了这么多年，一些政策直到近两年才明确。”永善县一位县领导表示，老百姓需要明确补偿，而政策迟迟不出，一下子就是移民和政府之间的对立。在绥江、永善两地，维护移民稳定已是“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同时也是一场时间与耐力的考验。

为了顺利推进移民搬迁，地方政府实行包村、包组、包户，形成另一支“移民”大军：机关干部告别单位熟悉的工作，每天行走在田间地头，与移民户磨嘴皮子，有时甚至还要忍受漫骂、责难。

地方移民干部表示，决策都是上面定的，地方没有多少话语权，因此，移民工作“说白了就是做思想工作”。事实上，这种“思想工作”颇有成效。“顾大家，舍小家”“支持国家建设”有着潜移默化的功效，移民群体中，不愿在协议书上签字的仍属少数。

永善县黄华镇水田村村民吴宗会属于少数中的一个。她虽然尚未在搬迁协议上签字，但也清楚地认定自己将搬往朝阳安置点，她说，自己一家五口补偿款30余万，其中花椒76900元/亩，补偿较低。水田村虽然人多地少，但光照好，水源充足，地里的作物收益高，一亩花椒可以卖七八千元，同时套种砂仁，也可以卖几千元。但在补偿时，只算补偿价高的花椒一种作物。吴的另一个担忧是，搬到别处没有这么好的地了，不知道以后的生活怎么办。

补偿款的“博弈”

补偿差别大，成为移民工作的难点。黄华镇黄果村村干部雷仕斌介绍，人多地少与人少地多的村组补偿差别很大，人多地少但收益高的村组，比如黄果、水田，此次移民补偿没有那么高，而之前人少地多收益不高的村庄，现在补偿高得多，如此横向比较，村民难免心里不平衡。

事实上，因为移民补偿引发的矛盾纠纷既有家庭内部的，也有村组与村组之间的，更有跨省之间的比较。金沙江下游是四川、云南界河，但水电开发补偿和移民安置遵循“一库一策”原则，不同电站、不同库区的政策标准和操作方法有别，即便是同一个电站，四川和云南在政策执行中也不一样。这种横向比较常常引发移民不满。

一些政策理解上的误差仍然存在。雷仕斌介绍，有的村民认为逐年补偿不是长效措施，每人每月补偿的160元标准太低。据介绍，选择逐年补偿的村民每人每月将领到160元的生活保障金，在签协议时，将在移民补偿款中扣除30720元/人（每月160元，以16年计算）。但有村民认为，按当前5年定存最高利率5.5%来计算复利，获得的利息平均下来每月也可达到150余元。

但来自官方的解释是，逐年补偿的160元/月是为保障移民的最低生活标准，但这160元并非只发16年，而是与电站捆绑在一起，只要电站存在，就会一直发放，随着物价上涨，标准也会适当提高，同时，所有的水库移民还享受国家规定的每人50元/月的后扶资金。

一名移民干部直言：老百姓土地淹没了，没有田地了，每个月拿160元肯定不够，这个问题也在跟电站业主三峡集团反映。

但三峡集团称自己也有苦衷。之前，该公司董事长曹广晶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按2005年、2006年分别审定的可行性研究报告，向家坝、溪洛渡两站移民共18万人，经费约230亿元，后经“博弈”，三峡集团不断追加经费，2011年又增加200亿元，接近翻番。曹广晶抱怨，移民进程滞后，源于一场“不对等的博弈”，“面对越来越多、越来越高的诉求，企业实在难以应对。”

电站的诱惑

“我们是从思电站、盼电站，到怕电站”，永善县黄华镇党委书记柯平坦承，对于县域内的水电开发，地方政府有着更为复杂的情结。以前，因为经济落后思电站，电站进行前期勘测时，开始盼电站，而到了现在这个阶段，从来没有面临这么多的社会问题和矛盾纠纷，“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搬出这么多人，解决这么多矛盾，感觉很难，有一种畏惧的心理。”

“电站建设的10年，虽然是工作最难做的10年，也是永善变化最大的十年。”永善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刘安忠说，自2003年溪洛渡电站、2006年向家坝电站进驻开工，永善县县城面积从1.89平方公里扩大到现在的8平方公里，为水电而生的振兴大街，最繁华时有水电一到十四局、葛洲坝集团、中铁八局等单位的施工队伍，高峰期达到两三万人，由此带动县城消费和服务业发展，“这些都是投资拉动的结果”。

向家坝、溪洛渡两水电站投资总额超过千亿，对于年财税收入刚刚过亿的县城来说，这是一块超级大蛋糕，两库所覆盖的滇、川两省地方政府显然有足够前行的动力。绥江、永善两地均将水电开发视为地方发展的最大机遇，正如溪洛渡电站旁竖立的那块标语：“建好一座电站，带动一方经济”。

绥江县的领导在做动员工作时，慷慨陈词：“这是前五百年没有的机遇，后五百年也不会有的机遇。”早在2004年，向家坝电站正式开工前两年，绥江县便贷款筹资1500万元，从美国请来两家规划设计公司为新县城进行概念性规划和总体规划。而在当年，绥江县财政总收入只有1856万元。

据两地官员介绍，2011年因为电站建设进入高峰，一共投入100余亿，绥江县财政收入水涨船高，首次突破亿元大关，升至1.48亿元；在永善，“十一五”期间税收共增收2.13亿元，2011年财政总收入突破3亿。

一道简单的数学题

不可忽略的是，千百年来，金沙江两岸百姓择地而居，利用一些冲积扇、台地，开荒造地建房，空间狭小，土地资源本就有限，但库区淹没的土地恰恰是最为肥沃的部分。

另一方面，水电开发带来的生态后果也让环保人士痛心，梯级开发、巨坝锁江，由此毁掉的是河流的自然流动，并面临可能的地质灾害风险。

环保主义者、绿家园志愿者召集人汪永晨每到一处，不论是面对移民百姓，还是当地官员，她总是执着于同样一个问题：因为水电开发，你们得到的与失去的相比较，划不划得来？对于移民百姓，这是一团乱麻，剪不断、理还乱，而在库区官员看来，这似乎是一道再简单不过的数学题。

那些靓丽的经济发展数据构成了地方官员认为“划得来”的基础。他们认为，虽然地方为水电开发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但从好的方面看，老百姓的住房改变了，抗震标准提高了，城市配套齐备了，学校条件好了，水电开发顺带把路拉通拓宽了，交通便捷了，投资就可以来了，以后肯定会变得更好了。更重要的是，还能指望电站带来的长期效益，“水电站发电后财税有提成，这块蛋糕哪怕是一小点，也不少了。”

对于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孰重孰轻，地方官员更愿意“辩证”地看。检察官出身的柯平说，人权首先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现在，永善的老百姓仍面临生存和发展的问题，“不能以牺牲环境来保证发展，但是，要发展一点也不牺牲环境是不可能的。”

农民都不愿再当农民了

在移民工作中，有多种安置方式，供移民自愿选择。柯平介绍说，黄华镇1.1万移民，约有一半选择自行安置和后靠，外迁的只有9户20余人，一种意想不到的变化是，大部分移民并不愿意选择农业集中安置的方式，而更愿意放弃土地，选择集镇安置，实现从农民到集镇居民的身份转换。

事实上，选择农业集中安置，仍然有地有房，人均2亩旱地、1亩水田，“遗憾的是，农民不愿当农民了”，柯平说，黄华镇筛选了4个农业集中安置点，每个安置点规划容纳100户，结果只有9户人家20余人愿意选择这种方式。黄华镇选择到朝阳安置点进行集镇安置的达到5100人，柯平分析认为：很多人，特别是出外务工的青壮年，不愿意当农民了。

农村移民视电站建设为一次改变身份与命运的契机，在绥江也表现明显。绥江新城将从老城的1.7平方公里扩大到5平方公里，除老城的2万居民入住，还将有1万多农村移民进城，该县城镇化率将由不到20%上升到40%。

如何解决移民身份转换后的就业、生存问题，是地方政府的严峻挑战。同时，移民对于补偿的钱如何使用是个大问题，“赌博、投资亏损的都有。”

“集镇安置的百姓，没有土地，有多少生机？总不能家家都开店吧，那东西卖给谁呢？”柯平说，为了后续发展，针对老百姓职业技能差，县劳动就业局将对移民进行技能培训，为了更多地培养劳动技术人才，县职业中学也进行了扩招。

柯平还需要担忧的是，水库蓄水发电后，一是气候可能发生变化；二是黄华镇本身滑坡较多，蓄水之后的次生地质灾害可能产生的扩迁人数还没有调查认定；三是黄华镇有5个村民组400人，蓄水后将面临三面环水、一面靠山，生产、生活受到很大影响，是否纳入扩迁范围，还未定。

“三峡移民100余万，总资金400亿，如果摊在每个人头上，约4万元经费，这是之前没有过的。”长江水资源保护局前局长翁立达表示，中国对于移民工作的高度重视始于三峡，三峡之后，向家坝、溪洛渡库区的移民经费大幅增加，并实行长效补偿机制，有较大进步，但显然，如何解决移民的后续生存与发展问题，还需要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