噼里啪啦的烟花爆竹声里，又一个“年”，热热闹闹、却又频频回顾似地渐行渐远了。 

小时候盼过年，现在看来是很功利的，因为不仅可以吃到凭购货本供应的花生瓜子，还有比手表带宽不了多少的带鱼，而且可以穿上新衣服。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总是迫不及待地把新衣服压在枕头底下，再把想入非非的小脑袋放在上面辗转难眠。憧憬着第二天一早穿上崭新的漂亮衣服，吃饱喝足之后出去放花炮的种种快乐，黑夜里漫长的等待，也变得喜眉笑眼了。

说到放花炮，我跟小伙伴们学会了一个很节省、也很有趣的办法，我们把一挂红绿相间的小炮儿一个个拆开，战战兢兢地在手上点燃引信，在它即将引爆的一刹那高高地抛出去，那一声明快而激越的脆响里，除了化险为夷的喜悦之外，也有一点炫耀自己勇敢的得意。我忘记了是谁教给我这样危险而刺激的放炮方法，只记得多次被父母叫停之后依然我行我素，那些化整为零、细水长流的甜蜜，现在看来有点辛酸，却又仿佛余兴未减。

饭桌上的鱼肉，衣兜里的奶糖，新衣新裤下嘎嘎作响的小皮鞋，发辫上飞舞跳动的红绸子……这些一年中厚积薄发而来的繁荣，自然是令人喜悦的，然而真正的喜庆高潮却是在晚上。雪后的大年夜，我们跟在大人身后跑到院里，打灯笼、抖空竹，捂着耳朵看他们点燃一串串大红的鞭炮，噼里啪啦的爆竹声顷刻间此起彼伏……淡淡的硝烟散后，一阵阵火药香扑面而来，门前的吊钱和红灯笼随风摇动着，洁白的雪地上那一层鲜艳的红纸屑，红火而热烈，有一种难以忘怀的富足和温暖。

比较奢华一点的，是放烟火。有一种大概是叫做“花筒”的，短暂的一注光束过后，六七米高的火树银花一飞冲天，周遭围绕着数不清的星星点点，华丽神秘得仿佛来自仙界；还有一种，是红绿蓝紫的各色彩球，一个一个藏不住似地追赶着钻出来，伴着悦耳的哨音一路升空，因为绚丽夺目而富音响，有一种声色犬马、太平盛世的感觉。最平易近人的，是男孩子喜欢的“钻天猴”，一声尖利的呼啸声里，一个火珠“嗖”地腾空而去，抬头再看，已然在空中光芒四射，仿佛调皮的猴子在翻着跟斗云了；还有一种名叫“金盘银盏”的，点着以后用一根细绳提在手上，赤金色的小碗在银色的小盘子上璀璨而轻盈地旋转，每个只有四分钱，是最受女孩子欢迎的花色品种之一。

男孩子够威够勇（当然现在看来也是够淘）的，则是约在一起会师比武，看谁的二踢脚放得更好。那东西有拇指粗细、三四寸长，是先抑后扬的“两响”——第一声雄浑敦厚，第二声高亢辽远。这两响中间，有大概两三秒钟的间隔，如何在这个空当里计算好准确的时间，将已然在手中完成“第一响”的炮仗准确地抛向高空，让它在最高端放出最刺破云天的第二声炸响，对放炮人的勇气和智慧，都是很严格的考验。好胜而喜欢冒险的男孩子，常常痴迷此道，旁边若有几个漂亮的女孩子围观，则玩得更加惊险。

这些年人们的日子富裕了，放鞭炮再用不着那么算计，几百几千，甚至上万元的烟花爆竹买回家去，浩浩荡荡地一挂长鞭点起来，“咣咣咣咣”一鼓作气酣畅淋漓，却简单乏味得像例行公事——因为担负着辟邪和庆祝的双重任务，那响声似乎也多了一点点沉重，是一种有点瓮声瓮气的闷响，没有了儿时，纯粹用来取乐的那份清脆。而小孩子不论男女，一律小心翼翼地躲在母亲的身后，一面叮嘱爸爸小心，一面堵着耳朵警惕地围观——放烟花，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成了家中有勇气有担当的男壮丁，独自一人去冲锋陷阵的任务了。

这几年北京的烟花爆竹由禁放到限放，放烟火，成了一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事情。燃放期里，小区里从天黑开始，急渴渴地到处都是放纵的烟火色和鞭炮声。而限放期一过，偌大的城市好像一下子齐刷刷地闭了嘴，静得让人没着没落的，仿佛所有的繁华都归于沉寂了，格外有一种怅然若失。

有一回限放期过后，看见有人带着孩子悄悄放“嘀嘀星”，一根根纤长的木棍儿，在小孩子稚拙的手中胆怯而新奇地晃动着，“刺刺啦啦”地闪出微弱的火星，那一瞬间，便有亲切而浓烈的火药香味迎面扑来，恍惚间，竟然有一种“回到从前”的盈盈欢喜。 

                                                              （文/阿简）

                         （已发《山东商报》、《河北青年报》、《青岛日报》、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