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书本的插图和影视作品上，蹦蹦拉拉地看看那几千年来由远及近的女式服装流行趋势，想想实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说起穿衣打扮，古代的女子无疑是最有闲情逸致的。因为不方便抛头露面，躲在绣房里做点女红，既打发时间又展示才华，是一项优秀而切实可行的就业和休闲方式。于是，姑娘媳妇都把才华和精力花在了服装上，镶、滚、绣，无所不用其能，长裙短袄套了一层又一层。因为缺乏与外界的交流，这样的服装，总体风格变化不大，我们从商朝看到满清，苏妲己跟还珠格格一律是穿着里三层外三层的长裙，几千年间虽然也在领子袖口等边角部位有一点些微的变化，在我这样的外行眼里，也属于长裙主旋律里的一点变奏，几乎可以忽略不提。

五四时期的女装，是最曼妙优雅的。思想开化的人家，女孩子走出家门步入学堂，开始逐步走向社会，她们的服饰，也跟家里的太太小姐有了明显的区别——简洁明净的天蓝色短袄，窄小的腰身，宽松的喇叭袖口里露出一截纤细的手腕，看上去格外惹人爱怜。而宽大且不失飘逸的黑色长裙又足够端庄，让这爱怜也仅止于此而不致想入非非，总之分寸刚刚好。（让我暗暗不平的是，这样可爱的服装这么多年来居然没有再流行。）学堂外面的女性，只要不是太过辛劳贫苦的，则多数穿着旗袍，因为逐渐减去了满清皇族里的繁文缛节，这个时期的旗袍变得简洁婉约、端庄娴静，无论是棉布的清爽亲和，还是丝绸的温软华丽，都有一种让人神往而眷恋的美，以致于在时隔几十年之后，这种风格的旗袍又几次卷土重来，很有几分芳魂不散的意味。

文革期间的女装是最整齐划一的，因为“反四旧”之类的一系列运动，华丽而奢靡的服装，都被它们那些“腐朽没落阶级”的主人处理得不知去向。街头巷尾，到处充斥着灰的蓝的军便服和列宁装，弄得好像整条街上全民皆兵，有一种黑压压的沉重，也隐隐地有一点山雨欲来的不安 。后来，这场运动虽然结束了，可是在热衷于此的人们当中，那段时期的思潮却已经真的“融化到血液里”，对于日后服装上的任何一点变化都感觉猝不及防，因而便有了“奇装异服”一说。

我毕业那年分配到一个机关，办公室里是清一色的老头老太太，穿着永垂不朽的藏蓝和铁灰，一开口讲的都是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跟他们在一起，日子就是早期的国产黑白电影。有一个多嘴的老太太，很像《编辑部的故事》里面的牛大姐，把机关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年轻人跟小树苗一样地栽培着，唯恐我们长歪了不成材，害她耽误祖国的建设事业后继乏人。有一回，我穿了一件毛衣上班，她几次借故绕我的面前，这回瞄一眼，下趟瞟一下——那是一件设计很别致的马海毛毛衣，白底子的胸前是一个戴着墨镜的黑衣模特的脸，头上戴的黑色礼帽刚好是毛衣的高领。我又在那模特的耳朵底下别上了一枚圆形的胸针，就像给她带上了一副立体的耳环，很为自己这一点小小的匠心得意。我猜想她这样拐弯抹角地转着圈看，是对我毛衣上的图案有点想法又不便明说，于是不动声色地静观其变。她好歹忍了一天，临下班时还是憋不住问我：毛衣上面为什么要弄个佐罗？那不是个强盗吗？我听了心里挺烦，可是懒得跟她解释，只是简单地回复了一句：“好玩。”

自改革开放以来，女性服装进入了最丰富多彩的繁盛时期。现代人崇尚个性和自由，服装的变化也日新月异，宽了窄窄了宽，长了短短了长，万紫千红总是春。因而虽距离我们的生活最近，反倒成了最无从说起的话题。只是这长长短短里,总不时有几个有趣的花絮，我随手拣两条来放在这，权当给今天写下的这件陈年旧袄镶上一道蕾丝边，也好多少有一点时尚的气息。有一回在香山，我看到一个拎着一双高跟鞋下山的女孩子，修身的筒裙长及脚踝，前后和两侧又没有开衩，加上下山的时候有一股往下冲的惯性，她整个人几乎就像一只木桶从山上骨碌下来。而我在小区里看到一个美眉，则爽快地让长裙这冗长的劳什子删减再删减，最后剩下的有效面积,约等于一只肚兜。她摇摇摆摆地走在前面，一扇丰润的后背露出了百分之七十五，腰间一圈肥嘟嘟的白肉涨出来，顶得底下的低腰牛仔裙摇摇欲坠，让人忍不住想提醒她往上提一提。幸好我冷静地知道，这样的事情是绝对不能做的，否则我就成了机关里那位“牛大姐”，而那小姑娘，又未必肯像当年的我那般，是个比较省油的灯。

                                          （文/阿简）

滨海时报，北方新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