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头教授

人生有几大憾事，对于学生来说，最头疼的就是读书的时候遇不到一个好老师。

大二时学近代史，教授是个黑黢黢干巴巴的小老头儿，整堂课都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戳在讲台后面，像一截被雷电击断烧焦的木头。语速迟缓、语音混沌，说出的话也像锯木头时稀稀拉拉掉下来的锯末，琐碎、干涩、黯淡无味，每一个段落讲完了都要沉吟好久，我们耐着性子等了他半天，一厢情愿地指望他在后面的章节里能有点起色，结果回回是枉费心机——他的讲课风格已经定型，除了锯末还是锯末，再没有什么可以期待的了。

高中时学鸦片战争，历史老师不仅把所有的历史事件梳理得脉络清晰、层次分明，而且可以把一屋子的学生讲得群情激奋，感觉一百多年前的每一个荣辱，都跟今天的我们密切相关。而在他这里，《南京条约》不过就是一纸废弃多年的旧合同，得空儿了拿出来说道说道，也是褪了色的西洋景。

有一次他因故没来上课，系里顺手拿了他带的助教来顶他的差。我们见那小助教还带着少女的娇羞，以为他好歹也算是一点新鲜血液，多少总能带来一点新气象的，所以很是用心地望了他几分钟。这一望可不要紧，这小伙子大概对这么热切的期待极不适应，手足无措地站在讲台上，一张脸臊得跟个大草莓似的。他左手一上一下来回挥舞着一页讲义，右手拿着板擦在讲台上来回地抹，底下的两只脚还要左右开弓原地踏步，像个得了多动症的小男孩儿，一刻也不消停。这一老一少、一动一静，倒真是一对互补型的绝配。

我不知道上他的课意义何在：如果为了那一二三四分条而立的笔记，可以去花一两块钱买一本复习提纲；如果退而求其次，只是拿教材当课文一页一页地念，那我们自己可以比他读得更流畅，因而也更痛快。

连日来的忍耐像一条拉细的钢丝，越来越紧地绷着，绷着……终于有一天突破了极限，断了。我收拾好桌上的书本，从阶梯教室的倒数第三排站起身，向教室门口走去。细细的高跟鞋叩击着青白色的水磨石台阶，从高到低，从近到远，一声一声“咔、咔”地响着，每一声都宣泄着我的厌恶。几百双昏昏欲睡的眼睛“唰”地聚集到我身上，聚光灯一样地追在我的身后，直到看着那扇挂着门弓子的木头门被我用力地推开，又自动地弹回去。在那一刻，我的心里是不无歉疚的，但是，我到底还是不能容忍——一本书教了几十年，但凡肯花一点点心思，他的课也不会讲成那个样子；我不知道他是怎样评上的教授职称，我只知道再待下去，我对历史课的热爱就会在那一屋子的锯末里一片一片地剥蚀，最终也变成一截焦黑的木头。

同宿舍的同学回来告诉我，对我的拂袖而去，老师并没有明显的反应，倒是接下来后排的几个男生相继跨窗而出惹来他的不快，憋着憋着忽然动起怒来：“跳窗户干吗啊，昂？要走就大大方方地走，从门走！跳窗户算什么？简直有辱斯文！”

想到在那一瞬间，他的语速和声调终于破天荒地有了一点微妙的变化，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忽然感到一丝莫名的欣喜。

我开始格外想念高中的历史老师。中学与大学之间，对于学生来说不过隔着一个暑假，而对于老师，它却是一道一辈子也未必迈得过去的鸿沟。没迈过去的，未必没有真本事，而有些呆在对岸的，也不过是因为多了一点运气，如此而已。

                                                             （文/阿简，200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