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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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留给政治语言的遗产之一是将政治与治理混淆。今天的政治似乎被简化为拥有更多或更少治理。自由主义认为，我们的政治越少，我们的治理就越少，因此我们就越自由。共和主义对自由的理解拒绝了自由主义治理的这个基本公理。共和主义代表了政治对治理的不可还原性；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要削减治理，就需要更多的政治。米歇尔·福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在法兰西学院讲授的课程，旨在提供一种“治理的历史”，将治理与政治区分开来。对福柯来说，“治理”的活动是政治行动以外的东西：公民社会对个人生活的治理越多，一个民族的政治行动就越少。治理术的谱系表明，治理不是人民赋予自己政治宪法或共同生活形式的权力的一种功能。治理发生在构成公民社会的各个领域：经济、法律制度、家庭。对自由主义来说，公民社会是进取心强的个人“自然”地追求自己的利益的地方。通过放松对公民社会的管制，新自由主义试图以企业自由的名义进一步释放其“自然”动力。相反，对福柯来说，公民社会的企业界的“自然”是治理“技术”和“引导行为的行为”这样的人为结果，这种“总体性”——在其将治理扩展到主观世界和自然世界中——就像“极权主义”国家在其统治的扩展中那样。

在他专门阐述治理谱系的课程中，福柯提出，由于他称之为“生命政治”的现象，公民社会中行使的治理在晚期政治生活中获得了中心地位，他将其定义为生物或物种生命进入政治理性所进行的算计中。如果说在古代和中世纪的理解中，政治理性面向那些允许个人和团体追求其政治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