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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9-01 07:1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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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历史杂谈 |
明代的朝会与“懒朝”（一）
中国古代宫殿，均遵循“前朝后寝”，即“外朝”与“内宫”的功能划分原则。外朝为“朝所”，有殿，有门，天子或坐殿，或御门，接受群臣的朝觐，理政议事，是为朝会。
《周礼》中，即有“三朝五门”的记载。始建于明代的紫禁城，也体现了这一传统的建筑布局特点，其外朝殿廷设计，除了“壮观瞻”的考虑，也充分适应了举行朝会等典礼的需要。
天子每日坐朝，接见百官，亲断庶政，这是现代人对朝会和天子勤政的印象。其实这并非古礼，而是明太祖朱元璋对朝会予以改造的结果。
明代的朝会，烙印着朱元璋的鲜明个性
明代朝会的规模是相当大的，每年正旦、冬至和皇帝生日三天的“大朝会”，以及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的“朔、望朝”，皆大会朝班；就是每日的“常朝”（早朝），大多数在京官员也都要入朝，在奉天门（嘉靖后改名皇极门，今故宫太和门）前“嵩呼舞蹈”，奏事发令。
过去朝会可不这样，比如，根据政事的不同，分别在不同的殿廷接见大臣，这是历朝通例，所以有内朝、外朝、燕朝、治朝之别。明初尚有早、晚二朝，但后来晚朝（又称午朝）久废，皇帝基本上只在早朝“御门听政”，朝见群臣。再如唐制，除了文官五品以上及两省供奉官、监察御史、员外郎、太常博士“日参”，号“常参官”，其他官员由“九参”（一月朝见九次）、“六参”（朝见六次）降及“四时参”（一年只朝君四次）。这显示了朝参的一个基本特点，即官员由其地位不同，朝参日数递减，并非不加区别，一体见君。
但到了明代，每旦早朝，从宰辅到九品小吏，乃至不入流的杂职，都日逐随朝，骈首门下，了无亲疏轻重之别。而且，明代的朝会缺乏合理的功能分配，除了礼仪性的“大朝会”及“朔、望朝”在正殿（奉天殿，后改名皇极殿，即今故宫太和殿）举行，其他一切“大小公私之事并令公朝（即奉天门早朝）陈奏”，由天子亲自决断，早朝乃等于“日朝”，君臣天天都得赴朝。
朝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从洪武十三年废除中书省后开始的。过去，人们把天子视作“元首”，臣下为“股肱”，天子端拱垂旒，“无为”而治天下，帮忙他处理政事的是宰相。宰相在朝会中扮演重要角色，如唐朝“宰相帅常参官”；宋制，正衙常参，“宰相一人押班”。有相臣辅佐，中外之事，先经甄别权衡，小事自决，大者奏请，故早朝事不繁累。朱元璋废相后，政事散于六部，无人总其纲，凡事须请旨而行，事无大小便如潮水一般涌到朝会上来了。
如洪武二十八年定府部等衙门“合奏启事目”，即达184款，除了选举、盘粮、建言、决囚、开设衙门等大事，以及灾异、雨泽、囚数等类奏事项，还有许多像“收买牛支农具”、“追赃不足家属”之类的杂事；凡涉及“军中机密事情及守卫门禁关防等事”，许官旗军人径直到御前陈奏，就是民间词讼，也往往“实封闻奏”。有司所守之事，也要一一面请，如守卫皇城官军搜检出被盗内府财物，必须把窃贼引到御案前，由皇帝亲自发落，可谓“烦渎圣听”至极。
朱元璋最担心的就是臣下蒙蔽，如今他身亲坐朝，事事过目，人人皆至御前，他认为这样，就能做到无“欺弊”了。
洪武时的朝会呈现出一副奇特的景象：除了朝参官员，凡奉召来的耆老、人才、学官、儒者等，皆令“随朝观政”，将官子弟年纪稍长也令“随班朝参，以观礼仪”。当时“四方来者云拥而林布”，早朝的场面极为壮观。朱元璋坐在门上，亲“试文辞，询问经史及民间政事得失”，往往一语相得，即予优擢，用人“面选者多”。官员犯法，也常“面责而处之”。
朱元璋还将朝会作为宣化的场所，“每日早朝、晚朝，说了无限的劝诫言语”，“于大班中，竭气语谕之再三”，必欲臣民“立志成人”。更将那些“裸形絷手、其状丑恶”的罪囚引于公朝，“使凶顽知警”，起到诫示的作用。
这样的早朝，如同明初的其他制度一样，深深地镌刻了朱元璋的个人印记，是完全按照他独特的个性及行为方式创造的。但是，正因为这个制度具有太过强烈的个性，从而具有了某种不可替代性，当它作为祖制被继承下来时，只能徒存其“形”，而实乏其“神”，蜕变是不可避免的。通观明代早朝的变化史，很像剥笋一样，累加在早朝上的功能逐渐剥离，最后只剩下一副没有灵魂的躯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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