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朝渐为“观听之具”

过去人们认为，从明朝后期开始，皇帝开始懒朝。其实不然。

就说素称勤政的明成祖朱棣吧，由于他经常北巡，不在京师南京，朝会这场时政剧的“主演”不在，朝会与政治的“关系度”必然大为弱化。永乐七年，朱棣来到北京，以北地天寒为由，命以后“俟鸿胪寺（该寺负责朝会礼仪）官引谢恩、见辞者行礼毕，驾御右顺门内便殿，百官有事奏者，以次入奏，无事者退治职务，朔望如常仪”。亦即，从“便宜”的考虑，自后只在便殿奏事，早朝仅履行一些必要的礼仪。朱棣晚年多疾，永乐十五年以后更是“鲜御外朝，政事悉付皇太子决之”，朝会实际上处于半停废状态。

皇太子即位，是为仁宗。据朝鲜使臣的报告：“洪熙沉于酒色，听政不时，百官莫知早暮。”这是不见于明朝史料的记载，它显示：仁宗也不愿意按照皇祖朱元璋设定的模式来履行上朝义务了。朝会的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表现最明显的，便是从宣宗开始出现大规模的群臣“失朝”事件——我们称之为“懒朝”。

宣德元年七月乙未，公侯伯、尚书、寺卿等官约三十名无故不到，这是《明实录》记载重臣集体“失误朝参”的首例。这种现象屡经整顿，却一直没有改观，如宣德六年六月庚子，鸿胪寺奏，早朝文武官不至者五百余人，请治其罪，其中“二三次失朝者”即达三百余人。

才艺出众的宣宗是否像他父亲一样“懒朝”，不得而知，但所谓上行下效，宣宗很可能也不是一个勤于坐朝的皇帝。而且，正是从宣宗开始任用亲近大臣“代言”拟旨（即“票拟”），这是朝会政治功能更趋弱化的关键性一步。

“票拟”以奏事为中心，大致程序是：章疏由司礼监收进，发内阁拟票，经御笔或司礼太监“照票来字样”批答后发出施行。票拟制度形成后，皇帝通过授权，为自己的日常工作找到了代劳者，从而获得某种程度的自由。“内阁拟票”相对于皇帝“公朝决政”，不能不说是一项颇有成效的替代机制，它很快在宣宗暴亡，幼君嗣位的大变下体现了价值。

英宗以9岁稚龄即位，根本不具备当朝决政的能力，但早朝又是皇帝一个人的舞台，绝对不允许一个类似宰相的人物出现。于是阁臣想出“权制”：首先，限制每朝奏事件数，不得超过八件；其次，对所奏之事，先一日进呈“面帖”，由阁臣预先提出处理意见，皇帝照答即可。

一个上下以“章奏批答相关接”的政治运作形态在特殊时期维持了朝廷的稳定，自身也得到巩固，英宗成年后，已无法恢复旧制。从此早朝被抽去了“讲政”的血肉，只剩下礼仪的皮骨，皇帝在朝堂上坐着，只是照已经拟好的处理意见“答旨”，传命施行而已，别无一句多话。

明末清初人孙承泽在《春明梦余录》记录了一套固定的答旨模式，如：

所奏事关吏部者，圣旨答：“吏部知道。”户、礼、兵、刑、工等部，俱如之。如果该送都察院发落，则圣旨答：“都察院知道。”如果不指定某一个具体部门，圣旨就说：“该衙门知道。”

官员遣祭复命、升迁谢恩、到京陛见，以及各衙门奏事无“请旨”字样者，“俱不旨答”。

太常寺奏祭祀，京营官请神祭旗，旗手卫请祭旗纛并六月初六日请旗纛晒晾，吏、兵二部奏颁给文武官诰敕，以及尚宝司请宝、捧宝并请用宝及奏关金牌，对于这些例常的活动，圣旨俱答“是”。

据说，宪宗朱见深有口吃的毛病，每以答“是”为苦。鸿胪卿施纯彦揣知玉音不便，请易为“照例”，大获龙心，不久荣擢尚书。“两字得尚书”，传为笑谈。

除了“是”，还有其他一些“例言”。如官员面辞有当领敕的，叩头毕，圣旨云：“与他敕。”捧敕官捧敕授之。有该赐酒饭的，受敕叩头毕，旨云：“与他酒饭吃。”又有该赐银两的，谢酒饭叩头毕，旨云：“与他赏赐。”吏科进旨意题本，兵科进守卫官军揭帖，旨云：“接来。”司礼监官承旨接上。年终各衙门类奏差错，旨云：“你每说的是，且都饶这遭，在外的还行文与他每知道。”等等。

成化二十一年，诏盛暑祁寒日，廷臣奏毋得过五事，也就是说，一次朝会，顶多处分5件政事。

由于早朝所行皆徇成规，空文太多，礼体又极严，“大庭之上，体貌森严，势分悬隔，上有怀而不得下问，下有见而不敢上陈”，君臣双方的主动性都受到制约，到最后，“奉天门奏事，徒为观听之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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