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贾捐之传》：“孝武皇帝（即汉武帝）元狩六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这是教科书中经常引用的句子，说的是汉武帝在位期间，国家如何富庶，以致京仓里的粮食因为堆积太久都霉烂掉了；汉代使用的钱都是一贯贯窜起来的，结果因为在库房里存放的年头太久，贯（即钱窜子，穿钱的绳子）都朽烂了，散钱一地，简直没法清理点数了。

    司马迁毕竟是史学大师，他用“红腐、贯朽”来形容国朝之盛，乃成为一种套路，但凡替“盛世”吹牛，都爱用这种形容法。就像哪位大家用花来形容了女孩的漂亮，自后嘴甜的人学舌，都说：“瞧那女孩儿多漂亮，就跟一朵花似的！”

    而我们教科书读惯了，也便知道，但凡如此糟蹋粮食的，都是盛世。好比有人这样形容明初永乐时的情景，曰：“计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可是人们在欢呼之余，为何不坐下来喝口凉茶，消消火，然后想想：那么多粮食吃不了，囤积在官府的仓库里，任凭它烂掉，何不减税免粮，让老百姓家里多留存一些，或者改善生活，或者以备荒年？

    其实，仓库里存着巨量红腐不可食的粮食，正是古代的政绩工程！败得越多，国家越强盛！

    当一个朝代能这么做时，只能说这个王朝的权力还比较强大，所以能够使用强力（其实是国家暴力），如鲸吸虹一样把民间和地方的财富吸到中央来，以支撑所谓盛世的各种“形象工程”——而粮食堆在那儿，本身也成为一种形象。

    但按我们今天已经解放了的民智来看，就不免要问一下：所谓盛世，到底是王朝之盛，还是百姓之盛。“王朝”在我们今天说，是国家（即政权机器），百姓即是国民。由上可知，我们的“二十六史”所代表的中国史，真不愧是一部王朝的历史，因为它全然只以王朝府库是否充盈做标准。老百姓到底过得怎么样？粮食够不够吃？家里有没有积余？有谁关心过？

    所以我说，中国历史上最有价值的一句话，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这才是真正的人民史观！可惜，只有史观，而没有史著。近六七十年来，无数打着人民旗号书写的人民历史，其本质还是“盛世”之史，没人民什么事。人民照例在那里扮演路人的角色，永远成不了主角。而我最讨厌的一句话，是所谓“盛世修史”。有点钱，别胡乱糟蹋好不好！（ 如果《新清史》觉得躺枪了，我说：你没有，说的就包括你！）

    观察盛世，无论是历史上的，还是现实中的，都应该首先看老百姓日子过得怎么样？米缸里粮食长虫没？往往一个强大的政府，对人民不是什么好事。如我们最先说的汉武帝，最后不是搞不下去了，来了一个“轮台悔诏”？永乐朝，老百姓遇上一位好大喜功的皇帝，日子过得也是相当艰难。

    我看，咱们修史的，千万不要随便吹嘘盛世的好！写一部恢弘不着边际的盛世史，不如写一个普通家庭的变迁史。

    修史的，不必名垂青史，只要你写的东西不“羞死人”，就是了不起的成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