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程往往成为孳生腐败的温床，这是现代的认识。这里我们略窥一下古代的情况。

要说古代工程，最有名也是最庞大的，当然要算长城了。从战国一直到明代晚期，历经千年，时废时修，才成就今天的格局。长城绵延万里，各处材质不同，关塞形势有异，工程质量也大不一样，不好泛泛而论。这里且抉一斑，以窥全豹：1569年名将戚继光在北边修长城，东起山海、西至镇边（今昌平西），两千里边墙，1017个敌台，历三年始成。戚继光所建长城烽燧台堡、雄关险隘，许多至今依然巍然屹立，耗资却仅为10万两，而依据当时修长城的平均造价，至少需银120万。有明一代，边饷始终是政府财政的极大负担，末年甚至达到千万两，超过了全部田赋收入。这其中有多少属虚糜，又有多少落入个人的腰包？以戚氏长城观，“决大部分”的定论当为不谬。

古代生产力有限，大型工程却不少。不仅有像长城这样的军事工程，还有大量的国家营建项目，如陵寝、宫殿、河工等等。如明朝，营造之事，外有工部，内有内官监。按惯例，藩王的府邸都是内监奉敕营建，而营求者往往要先拿出“数万金”的运动费，才可能搞到这份美差。据记载，天启元年，湖广衡州府修桂王藩邸，太监翟应魁贿银4万两未能得到这份差使，而黄用花了5万两得到了。结果新王府地基不坚，还没住人，殿宇即倾塌了。这在当时是普遍的情况，即便是帝后陵寝也常发生地宫漏水等质量问题。天启元年修庆陵，发帑银50万，还没开工就已经被各方侵吞达8万两。难怪时人惊呼：“欲（工程）坚美完善，得乎？”

清朝道光帝慕陵本来建在东陵，建成后却发现地宫内多处浸水，只好拆了在西陵重建。道光专为修陵颁过《俭约诏》，结果还是耗银240多万两，比乾隆豪阔的裕陵还多出37万，比慈禧定东陵多花13万。

这充分说明，一旦制度腐败，花了大钱却不定办得成大事儿。

一些情况下，在工程中吃空额、拿回扣、虚耗糜费，往往能得到当局的某种默认，“当路者”甚至以发包工程作为一种笼络和得利手段。出了问题，就推出几个触霉头的去挨刀，像道光地宫漏水事，就有督陵大臣多人削爵，罚做苦役。如果因为工程质量问题，出现了象黄河决堤这样的大事，几个大臣掉脑袋，算是自作自受，可成千上万的人民枉陪性命，岂不冤枉！

一般来说，古代政治清明，则工程造价低、质量好；而逢末世，正好相反。这是“法纲解体”的必然后果，古今一理，不可不慎。

当我们凭吊一些宏伟的古代工程和建筑时，以上几条记录，权作佐助我们全面认识历史的另一种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