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派不好当，就去当“左”派：政府控股何以会把我国股份制搞砸？

我常说，我们知识分子，不能说假话，也不要说违心话，知识分子一定要有良知。有人就问我，这也不能做，那也不能做，那我们能做什么呢？这在我们国家，还真的成了大问题。“我能做什么？”这的确成了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适者生存。在我们当前的体制下，人们往往不得不违心的做某些事情。但是作为知识分子，我们思考“能做什么”的时候，前面应该加一个问题：“我不能做什么”。首先解决不能做什么，然后讲我能做什么。先有个尺度，要有一个底线。

也有人对我说过，你不知道当右派的日子不好过，你不知道受批判的味道不好受。其实，前者我不知道，后者的味道我是尝过的。问题在于，谁也不愿意当右派，但也不必非当“左派”不可？实在不行，我默默无闻总可以了吧。如果坚持真理我不能出名，那我就歪曲真理来出名，那你把出名当成目的了。这样一来，就失去了良心。出名或者高官厚禄，不是目的，那是结果。目的则是一定要为民族，为国家或者是为政府提出有利于整个人类文明的东西，不能扭曲真理，讨好权势，出馊主意。

比如，关于“策略经济学”的提法，我实在不敢苟同。9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们提出股份制，并认为股份制能做到政企彻底分离。但又同时主张，政府控股。后来一位记者在采访我们的时候就问道：“按照常识，政府控股就等于政府控制了这家公司，政企又如何能分离呢？”我们的经济学家竟然认为这是策略经济学——跟政府讲策略，哄政府搞股份制，你还控股嘛，不要怕。等搞起来，再让政府退出——否则，政府就不愿意搞股份制。理论讲策略，是一件怪事，也是很危险的事情。我当时就说，执行，操作，一定要讲策略，而理论，需要的是彻底性。理论家的品格，是彻底，清楚，明确。需要的是刚正不阿！我认为，政府控股将是我国股份制搞砸的根本原因。这种“讲策略”的馊点子，祸害无穷。当然，我也不过是赞成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雷德曼的理论而已。他认为政府必须百分之百的退出，否则股份制就一定要失败。其实，我们的经济学家不是不懂这个道理。可怕的是，明知不对，却在那里给政府“讲策略”，出馊主意。结果，企业虽然上了市，但并未转制，仍然是政府控制，政府决定谁当董事长，谁当总经理，上市变成了圈钱，股市变成了赌场，而且还不讲规则，皆因为政府控股！将来如何收场？时间将会说明一切。

我们的经济学家，参加股份制规则的制定，竟然说，我们的股份制是边发展，边规范。我很吃惊，如果此话说在18世纪，19世纪，也算优秀，到了20世纪末，世界股份制已经发展100多年了，已有很好的经验可以借鉴，你还要重新从类人猿变到人，再经几次崩盘？股东上吊，跳楼？

还有，更奇怪的事，国际的上市公司，设立独立董事。这“独立懂事”明明指的是独立于内部管理的董事，以利于董事会对管理层的监督。到了我们国家，被学者们解释成不是股东的董事。这样的董事能体现谁的利益？美国评选最佳懂事的标准，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董事至少拥有15万美元以上的股份。结果，在我们国家，学者，经济学家，管理学家，被聘为董事，拿高薪，无风险。拿了人家的钱，人家做了假账你签不签字？所以我说，有的经济学家，先被御用，后又被商用，在我们国家，不但有了御用文人，还有了商用文人。学者一定要保持自己的独立性。

什么是知识分子？第一，先知先觉，比别人知道得早一点，多一点；第二，对社会高度负责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第三，独立思考，具有高度的独立性，不随声附和，不依附权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