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赀，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设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元代的虞集（仁寿人，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著名文学家。官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大学士，谥文靖），在元仁宗朝担任国子祭酒。侍讲之后，顺便言及京师依靠东南海运运输粮食实际上是竭尽民力，将粮船航行于风浪难测的大海上，于是向皇帝进谏说：“京东地区濒临数千里海岸线，到处都是一片芦苇场，北边最远的地方到辽海，南边到山东北部，海潮不断涌来，久而久之，从而淤积成了肥沃的良田。如果采用浙江沿海的办法，筑堤防水，保护田地，听任富裕之人想得到官者，分别授予他们土地，国家给予明确规定：能指挥万夫种田的，给你万夫田，任命你作万夫长；千夫、百夫也是这样办法。三年以后看其收成，并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确定向国家交纳多少赋税，以次进行征收。五年以后，如有富裕与积存，分别授不同等级的官职，就从所储存的粮食中抽出一部分作为俸禄。到十年，皇帝就可以签发官职等级、印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这种待遇。这样，东南地区从事漕运、海运的士兵民夫有数万人，用他们近则可以保护保卫首都，对外可以防御异族侵略，这既可以缓解东南地区海运的压力，又是对京东获得富裕人民得官后的很好使用，也能使得在淤积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所归宿，人都能各得其所，自然就不会再去做强盗了。”因为当时议论者意见不统一，其事就搁置不行了。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
虞集
元虞集，仁宗时拜祭酒。讲罢，因言京师恃东南海运，而实竭民力以航不测，乃进曰：“京东濒海数千里，皆萑苇之场，北极辽海，南滨青、齐，海潮日至，淤为沃壤久矣。苟用浙人之法，筑堤捍水为田，听富民欲得官者，分授其地而官为之限。能以万夫耕者，授以万夫之田，为万夫长，千夫、百夫亦如之。三年视其成，则以地之高下，定额于朝，而以次征之。五年有积蓄，乃命以官，就所储给以禄。十年则佩之符印，俾得以传子孙。则东南民兵数万，可以近卫京师，外御岛夷，远宽东南海运之力，内获富民得官之用，淤食之民得有所归，自然不至为盗矣。”说者不一，事遂寝。
其后脱脱言：京畿近水地，利召募江南人耕种，岁可收粟麦百余万石，不烦海运，京师足食。元主从之，于是立分司农司，以右丞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正兼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抵檀顺，东及迁民镇，凡官地及元管各处屯田，悉从分司农司立法佃种，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给钞五百万锭。又略仿前集贤学士虞集议，于江、淮召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圃堰之人各千人为农师。降空名添设职事敕牒十二道，募农民百人者授正九品，二百人者正八，三百人者从七，就令管领所募之人。所募农夫每人给钞十锭，期年散归，遂大稔。
何孟春《余冬序录》云：“国朝叶文庄公盛巡抚宣府时，修复官牛官田之法，垦地日广，积粮日多，以其余岁易战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废缺者，咸修复之，不数月，完七百余所。今边兵受役权门，终岁劳苦，曾不得占寸地以自衣食，军储一切仰给内帑，战马之费于太仆者不赀，屯堡尚谁修筑？悠悠岁月，恐将来之夷祸难支也！”
樊升之曰：“贾生之治安，晁错之兵事，江统之徙戎，是万世之至画也。李邺侯之屯田，虞伯生之垦墅，平江伯之漕运，【平江伯陈瑄，合肥人。永乐初，董北京海漕，筑淮阳海堤八百里，寻罢海运，浚会通河，通南北饷道，疏清江浦以避淮险，议仪真瓜州坝港，凿徐州吕梁浜，筑刀阳、南旺湖堤，开白塔河通江，筑高邮湖堤，自淮至临清建闸四十七，建淮、徐临、通仓以便转输，置舍卒导舟，设井树以便行者。】是一代之至画也。李允则之筑圃起浮屠，范文正、富郑公之救荒，是一时之至画也。画极其至，则人情允协，法成若天造，令出如流水矣。”
【译文】元代的虞集（仁寿人，字伯生，号道园，人称邵庵先生。著名文学家。官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奎章阁大学士，谥文靖），在元仁宗朝担任国子祭酒。侍讲之后，顺便言及京师依靠东南海运运输粮食实际上是竭尽民力，将粮船航行于风浪难测的大海上，于是向皇帝进谏说：“京东地区濒临数千里海岸线，到处都是一片芦苇场，北边最远的地方到辽海，南边到山东北部，海潮不断涌来，久而久之，从而淤积成了肥沃的良田。如果采用浙江沿海的办法，筑堤防水，保护田地，听任富裕之人想得到官者，分别授予他们土地，国家给予明确规定：能指挥万夫种田的，给你万夫田，任命你作万夫长；千夫、百夫也是这样办法。三年以后看其收成，并根据土地的肥沃程度，确定向国家交纳多少赋税，以次进行征收。五年以后，如有富裕与积存，分别授不同等级的官职，就从所储存的粮食中抽出一部分作为俸禄。到十年，皇帝就可以签发官职等级、印绶，可以世代相传，永远享受这种待遇。这样，东南地区从事漕运、海运的士兵民夫有数万人，用他们近则可以保护保卫首都，对外可以防御异族侵略，这既可以缓解东南地区海运的压力，又是对京东获得富裕人民得官后的很好使用，也能使得在淤积土地上生活的人民有所归宿，人都能各得其所，自然就不会再去做强盗了。”因为当时议论者意见不统一，其事就搁置不行了。
后来脱脱（元朝人）曾说：京师近海，深得地利，招募江南人来耕种，每年可收成一百多万石米麦，不必仰赖海运，京师也可以足食。元主依此而行，于是设立分司农司（官署名），以右丞（掌钱谷的官）悟良哈台、左丞乌古孙良祯兼任大司农卿，给分司农司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间，北到檀顺，东到迁民镇，凡是官地及元朝朝廷所掌握的各处屯田，都听从分司农司立法办理租佃，合用工价、牛具、农器、谷种，由朝廷先投资五百万锭银子。脱脱又大略模仿前集贤学士虞集的建议，在江淮之间招募能种水田及修筑园圃、堤防的人各一千人，担任农师，又设一些有名无实的官职，以十二道令牌宣称：能招募一百个农民的人，就授予正九品官，二百人的正八品官，三百人的正七品官，由招募者自行领导管理自己所招募的人，所招募的农夫，每人给十锭银子，一年后放他们回去，于是大丰收。
何孟春（明·彬州人，字子元）在《余冬序录》里说：“明朝叶文庄公（叶盛，昆山人，字与中，谥文庄）巡抚宣府时，重新建立官牛官田的法令，开垦的土地日渐广大，积存粮食日益增多，用每年节余的钱购买八千多匹战马，残缺不全的城堡也都加以修复。不到几个月，就整修好七百多个城堡。如今边境的士兵受权贵之门的役使，整年劳苦，还得不到一点土地来供给自己的衣食，军中所需的一切费用，都依靠中央的供应，养战马的费用由太仆，官名，支给的多得无法估计，至于城堡的修筑又能仰靠哪里的费用。长期下来，恐怕将来外患一起就很难应付了。”
樊升之说：“贾谊（汉·洛阳人）上汉文帝的治安策，晁错（汉·颍川人），的用兵之计，江统（晋·陈留人，子应元）的徙戎论，都是万世最佳的计划，李邺侯的屯田，虞集的开垦荒地，平江伯的漕运（陈瑄，合肥人，明成祖永乐初年，掌管北京漕运，建筑淮阳堤防八百里），则是当代最佳的计划。李允则筑园圃、造浮屠、佛塔，范文正、富弼的救济饥荒，也是当时最佳的计划。计划能达到尽善尽美，则人情必诚信协和，因此好的计划往往有如天成，命令一出，执行起来便有如流水般的顺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