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接到老曹（曹林）的短信，说他从长沙到武汉了，今天晚上来华工，一起吃饭。我喊了人文学院院长何锡章“农民教授”，也喊了张柏林“农民富人”等一起作陪。

    何教授刚被评为“华中科技大学最喜爱的导师”，顺便为他庆祝一下。曹林在华工主编《大学新闻》的时候，就和老何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老何一直比较支持《大学新闻》，老曹读本科时，还和他在华工学报上发表过学术论文，当时让我们羡慕不已。

    张柏林刚买了新房，也顺便庆祝。他现在华工门口附近还有一栋自建的四层小楼，等待拆迁，要赔偿不少。柏林则是印刷《大学新闻》和《新闻青年》以及《青年时代》的“出版人”。影响校园一时的报纸杂志绝大多数出自他之手。

    曾记得有一次，读大三的老曹忙着复习英语六级考试，把报纸的文字和图片交给柏林印刷，一版有校长和书记两个人的图片和寄语，柏林不认识，便问老曹：“我怎么放呀？”，老曹说：“你知道的。”柏林说：“那我就随便放了。”老曹说没说话便去自习室上自习了。报纸第二天印出来，果真搞反了，书记和校长的图片弄错了。

    生气的老曹让柏林把一大推报纸拖回去，柏林说：“你说随便放的呀。”老曹说：“那我没让你把他们放错呀。”无语的柏林只能把费报纸拖去卖了，重印。据说，几千份报纸仅卖了几块钱。可是重印的成本老曹没出，不知道是谁赔的？

    这一直成为我们聊老曹和柏林的段子。大学生活的一点精彩回忆，校园报人的坎坷命运……

    记得我主持《新闻青年》时，也曾有过报纸印刷的故事。一天晚上，柏林把8个版的报纸，拖到我的宿舍楼下。等我从自习室回来，去门栋师傅那一看，一边四个版（1、2、7、8版）比另四个版（3、4、5、6版）要厚一叠，我便打电话柏林说：“你怎么印一边多一边少呀？”他说：“不会的，机子是一排印出来的。”我说：“奸商，想偷工减料吧，我8个版报纸总不能只发四个版吧。”他很无奈地说：“不信，你跟我一起去印刷厂，看是怎么印书来的。不可能一边多一边少的。”

     他赶到我的楼栋，看着一边多一边少的报纸，也很生气。他说：“很可能是门栋师傅拿去做废纸卖了。他不知道拿报纸的一边，会让另一边不能发。”我想：“这也有道理。”可我回头一想：“可怜可嫌的师傅，你偷我的报纸去卖废纸，为什么不一边偷一点，这样报纸还能发呀。总数少一点而已。”

    后来，经过我和虎城的仔细考察，报纸是被门栋师傅偷了。但是，我们并没有投诉他，否则他就会下岗。这样太残忍了。于是，只好让柏林把缺的一张补印了几百份。

    校园办报，真的很好玩，甚至连报纸的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因为，我们主持报纸的人总不能把报纸拖了住在5、6楼的宿舍里，一是不方便，二是报纸的油墨味很重。最近，一个兄弟主持的《华中大研究生》放在楼底下储藏室里，被收破烂的把报纸都检去卖了，无奈中，也再找柏林加印……

    校园报纸的苦与乐也只有办过的人才能体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