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文汇报首席记者周玉明致敬！ （下）

 

 

　　张中南（长航医院院长，骨关节医生）：

　　周玉明写我的那篇报道，没给我看就发表了，起初我是有点忐忑的，我害怕词藻太过华丽，夸过头，把一些我不具备的东西硬加在我身上，这对于我将是种灾难。因为我是个医生，报道是会有千万病人来查证的。但我看了之后，放心了，她完全是按照事实来写的，没有一点夸张。更重要的是，很“解恨”。我回国这几年一直在寻找与国内当前的医疗体制不同的路，从而改变人们“看病难，看病贵”的现状。当然，我遇到了很多误解和压力，可是周玉明把我的想法，我想做的事情都写出来了，所以特别“解恨”。

　　报道出来后一个月内，2000名患者慕名而来了。患者来自世界各地，既有省长、市长、亿万富翁，更有平民百姓，但有个共同点，就是人手一份周玉明写的报道。为什么她的报道赢得了大家的信任，我认为是因为她不是站在某个立场、阶级来写的，不是为官员、富人写的，而是从人性的深度来写的，她写的就是我们在做的―――如何从人性的高度来医治人们的疾患。

　　现在，我的病号已经排到明年5月份了。有人说，周玉明的报道给我带来巨大的个人利益，我觉得经济利益还是其次的，重要的是社会利益，让更多的人得到这方面的咨询，从而得到人性化的治疗服务。周玉明说，我感动了她，其实最后是她感动了我。在她的身上，我真的看到了那股正义感。

　　我还想说，周玉明是一个十分敬业的记者。报道中很少话是我亲口说的，她并不是采访我，而是观察我如何工作。她看着我为病人诊断，一看便是3个小时，她去病房慰问患者，她甚至进手术室看我做手术，拜访我家，和我的母亲聊天。

　　我相信一个好医生不是医管局领导说了算，得由病人说了才算。一个好记者也是，应该由读者来评判。我看到很多患者盯着周玉明那篇报道的珍视劲儿，以及合上报纸时的那份小心翼翼，我确定周玉明是个好记者，为她荣幸、骄傲。

 

　　一个好的记者首先得有良心，然后是道德心，还得有原则。记者还得是个勇敢的人，尽管周玉明是个文艺记者，但是如果让她站到战场上，她会出入炮火，成为一名优秀的战地记者。

　　现在的文艺记者怎么当？当媒体上充斥着形形色色的视觉形象，全国上下“粉丝”遍布的今天，一个文艺记者的良心和底线在哪里？我想即使给周玉明再多的钱，她也不会愿意去挖李亚鹏的女儿到底是不是兔唇的新闻。

 

　　从我对周玉明的形象的认识谈起。第一次见她，我就说她是一个典型的“苏北美女”。记得当时我这么说时，有人从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知道，他们是怕她生气，上海人对苏北人有地域歧视嘛，可是我就是要这么说，因为我就是觉得苏北女人美，特别充盈、饱满、壮硕、热情。

　　再谈谈我对周玉明的热情的解释。她的热情来自哪里？我觉得是来自她对人的兴趣，她真的很喜欢人。她看人看他的好，把自己的好处、优点赋予了别人。如果从概率出发，周玉明可能很多时候是看走眼的，但是她最终还是会受惠于自己的善意。被“好”包围着，她就对别人更好，别人也自然感激她了。

 

　　我记得1993年在无锡开会的时候，那时周玉明正在写范大雷的报道，她非常激动，坐立不安，一天就写了一万字，十分高效。我喜欢周玉明的报告文学，尤其是她写文艺人物的报告文学，我认为在上海作家里是首屈一指的，有其明显的特点和个性。

　　我常说，周玉明有其“善根”或称为“慧根”，任何人坐在她身边都能感受到她身上散发的那种气质。她看人看事，用她的第三只眼，自有独到之处。

 

　　陈先法（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主任）：

　　我和周玉明的关系比在座各位多了一层，我是她的书的责任编辑。

　　前后我一共帮周玉明出了4本书，第一本是《朱明瑛―――一个充满欲望的女人》，反响很好，最近的一本是《我有家吗？》。我喜欢这本书提出的一个人类共同的命题，“怎么样才算有家？”有房，房子很大就算有家吗？白先勇曾经说，“我的家不在昆明、重庆、上海或是美国的哪里。我只要一听到昆曲，我就回家了。”周玉明认为，“你的心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她和她的丈夫赵鑫珊都是热爱写作的人，这就是他们的家了。

　　周玉明是记者型的作家，写东西时用思想思维，所以她写的人物和现象都不是表象的，是有人性的高度的。就像那句话，“一个作家的境界到了什么程度，作品就能到什么程度。”

 

　　周玉明是真诚的，热心的，难能可贵的是几十年这种真诚和热心都没变，所以她的作品是有温度的。我读她的第一本书是在王府井书店买的《著名女艺术家》，当时坐在书店的楼梯上就一口气读完了。

　　我们常说“文无定法”，很多作家的写作有他的套路，所以出再多的作品也只是数量上的累积。周玉明不是，你不知道她这篇报道会怎么开头，怎么收尾，无定法可寻。

　　周玉明身上有股“傻”劲。正所谓有所不畏才能有所为，说的就是她。

　　她还是保留着传统的写作方式，不用电脑，用笔写，又快又好。

　　周玉明不是党员，但她的作品弘扬了一种正气，不是口号却把老百姓的水平提高了，把人提升了。我们读书也好，交友也好，都是为了提升自己，我们不是要把果戈里下降到老百姓的程度，而是要把老百姓提升到果戈里的境界。

 

 

　　周玉明：

　　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今天我带了我父亲的照片来。41年前的今天，早上8点钟，我出门时，我爸爸送了我一件新的连衣裙，说，“丫头长那么大没穿过什么新衣服，今天第一天去报社，打扮得漂亮点！”

　　早上9点，我踏进文汇报，41年后的今天，我也是早上9点踏进报社的。我始终记得父亲说的那句话，“笔杆子硬了，腰板就硬，说话就响！”

　　大家都说我热情、真诚，我想说我的激情、善良、热情都是遗传的，基因给的，我感谢我的父亲，你们说的这些话他都会听见的。

　　我真是太平凡的一个人了，没有背景，没有文凭，某种程度上，我一直自卑，觉得自己肚子里没有什么东西。但是我爱看书，那时家里没有什么书，我就到旧书店里去看，我的所有知识都是在那里一点点积淀起来的。

　　读书真是一件太好的事情。如何战胜我的自卑？只有多留汗水，少管闲事。但实际上我经常卷入到各种各样的闲事里，因为我经常独来独往，在报社没有自己的圈子，在外面倒是越采访圈子越大，这样就进入到一个更广大的圈子里了。

　　我有我的信仰，我是个理想主义守望者。我信仰“真”。“真”太好了，“真”是有力量的。我想看真相，写真话―――这就是我的信仰。

　　我或许是帮过很多人，但是我却没有保护好我身边的人，在父亲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不在他身边；在妹妹最需要我的时候，我也不在她身边。我最亏欠的就是我的前夫、我的女儿，只顾我的工作而不顾家，所以前夫离开了我；女儿一直到13岁才叫我妈妈，在这之前一直叫我“喂”。

　　我喜欢做记者，我告诉自己，我要做一流记者，不做三流作家。记得在写王庆平的时候，我先写下一句题记，“我在反思：为什么我们的媒体都聚焦在那些商业精英、演艺明星身上，如果一个国家军人的地位还不如一个商人，那是可悲的！”

　　我一直想退休，因为我要做好妻子、好妈妈、好外婆。但自从评上“首席记者”后，我反而觉得亏欠了文汇报许多。幸好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我要继续为捍卫良心，捍卫新闻的真实性而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