恳请媒体帮周克华老母请个律师
杨于泽

　　有媒体派出记者，14日跑到重庆沙坪坝区井口镇二塘村周克华家，采访周克华老母陈世珍，得到老人的很多“回忆”。这一切显示，采访很成功。昨日呈现在媒体上的新闻标题是：《周克华母亲得知其子死讯后手抖 怔了20秒钟》。一位母亲最人性、最私人的东西，就这样被展示在全国人民面前，被观摩，被议论。
　　这样的新闻报道，总让人觉得有点不人道，有些冷血。我们不妨干脆说，这样的报道已经逾越某种伦理道德底线，有些无耻。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被全世界公认为一个伦理底线。照此标准，我们不妨反躬自问：如果自己的母亲处在陈世珍老人的位置，我们会接受记者来采访她吗？特别是记者带着“你儿子刚刚被击毙”的消息，告诉她，并且观察她全身可能的反应，然后记录它，向全世界公布它。敢对一名母亲这样做，无疑是无视伦理道德。
　　有人可能会拿公众的知情权来说事，而媒体与记者则会把自己说成是“公众知情权”的代理人。问题是，陈世珍老人有展示自己听到儿子被击毙时的人性反应、回忆儿子既往的义务吗？陈世珍老人是周克华的母亲，但也是一名享有完整公民权利的公民。对于犯罪嫌疑人，过去官方原则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犯罪嫌疑人必须如实交待自己的问题；而现在，自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犯罪嫌疑人即有权委托辩护人，避免说于己不利的话。既然犯罪嫌疑人都受到法律程序、律师制度的保护，可以拒绝“坦白”，那么媒体采访那些无辜父母，就应当参照办理，给他们指定律师，让他们听取律师意见，再决定是否接受采访。
　　表面上看，这是一个法律灰色地带，只要无辜父母自愿讲述或回忆，媒体记者就可以便利地爆料。前不久，王晓理与于洋在伦敦奥运会上被取消参赛资格后，媒体记者采访到于妈妈的床边去了，报道她“不信女儿会自作主张”；而另一组媒体的记者采访了王晓理的奶奶。因为有人自愿接受采访，所以媒体也乐得跟进，结果类似情况在中国如雨后春笋，但矛盾跟着来了。媒体记者对王晓理奶奶的采访，就遭到王晓理公开质问：“你凭什么去骚扰一个老人？”
　　媒体频频得手，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国老百姓的纯朴与善良，他们的权利意识尚未觉醒，也没有意识到面对媒体发言、表情、身体动作所蕴含的法律、道德及政治风险。比如于洋妈说“不信女儿会自作主张”，可能令官员对于洋不满，但于洋妈可能没有意识到此种后果。这一切，使媒体法律风险为零，从而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反过来又加大对采访对象的侵权力度。记者闯到于洋妈的床边，这合适吗？媒体刊登周克华老母坐在床边的照片，也大有泄漏隐私之嫌。
　　近些年来，媒体一直在扮演社会正义守护者、社会啄木鸟的角色，但同时又在频频侵犯公民权利，而且乐在其中，这构成一个荒谬的反讽。固然，由于民众权利意识尚未完全觉醒，很多中国人过于纯朴善良，他们处于“愿打愿挨”的状态。但从良心上说，媒体应该建立新闻伦理的自我审查机制，从我做起，尊重采访对象的私权。这种自我伦理审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对特定对象的新闻采访是否合乎伦理要求，会不会对采访对象造成精神的、法律的、政治上的困扰？二是记者的文字或新闻图片是否适宜公开传播？
　　要媒体进行伦理道德的自我审查，这似乎有点勉有其难，但既然媒体整天满嘴仁义道德，如果媒体自己反其道而行之，那显然说不过去。环顾世界，各行各业早就引入伦理审查，比如医学有医学伦理审查，自然科学有自然科学的伦理审查。其实新闻界也有新闻伦理，只是我们很少启动新闻伦理审查，现在媒体日益变得无孔不入，是认真对待新闻伦理审查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