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教幼女被逼卖淫案受害者母亲社会影响极坏
杨于泽 

　　湖南永州11岁幼女被逼卖淫案蹭蹬六载，最近迎来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双结果”：省高院驳回两被告针对死刑的上诉，全案维持原判，相关死刑判决正由最高法依程序复核；而受害幼女的母亲唐慧因“闹访、缠访、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被永州市公安局处以劳教一年半。
　　永州市公安局对劳教决定振振有词，但几乎没有得到什么人的认同，媒体上充斥质疑与抨击。《人民日报》官方微博说：“专家最近宣布，经三级指标体系测评，民族复兴任务已完成62%。然而，当湖南永州遭强暴幼女的母亲因上访被劳教的新闻传出，这一数字显得如此苍白。一个国家的强大，不应只有GDP和奥运金牌，复杂的数理模型中，更应包含百姓的权利与尊严、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一个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是，老百姓到底有没有上访的权利？我国宪法白纸黑字写着，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所谓“上访”，实际上是对公民“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一个权力视角的重新命名，而“闹访、缠访”则是对它的彻底污名化。但温总理多次亲自接待赴京上访者，即以国家最高行政机关的名义，承认并认真对待公民的上访权。
　　唐慧是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一个“被卷入”的受害者，对她适用饱受争议的劳教处罚，在道义上是站不住脚的，在政治上是不明智的。永州幼女被逼卖淫案发生后，当地公安机关不作为，唐慧作为受害者母亲，居然只能诉诸自力救济；同样是靠一个弱女子锲而不舍的持续推动，当地司法才一波三折，始有今日结局。劳教是一项饱受社会诟病的制度，法律界一般认为，它缺乏人大立法授权，是政府自授处分公民人身自由的过大权力，自然缺乏对被处分者的司法程序救济。把这种处罚用在像唐慧这样的上访者身上，极易引起公众反感，对政府权威构成极大伤害，可谓得不偿失。
　　固然，刑事案件受害者也可能行为失措，走向违法甚至犯罪。如果上访合法，唐慧“闹访、缠访、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总是她的不对。但设若一个公民，幼女被逼卖淫，先是公安机关不予受理，而案件屡经重新审理，折射出其中有人办案不公的嫌疑，他或她就只能放弃对正义的寻求吗？在我们这个时代，唐慧除了“闹访、缠访、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似乎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迄今为止，对于当地公安机关是否有人替被告制造立功的假证，媒体和公众犹觉疑窦丛生，受害幼女母亲“闹访、缠访”，就不能算无理取闹。
    就算唐慧“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了，最应该反省的也是当地政府，不应片面归咎于“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的人。如果有幼女被逼卖淫，公安机关能够雷厉风行立案侦办，司法正义能够早日到来，谁愿意没完没了地闹下去？公权力自己不予反省，民众基本的正义关切得不到回应，“闹访、缠访”就没有理由停止。永州市公安局说唐慧“闹访、缠访”的社会影响极坏，恰恰相反，劳教“闹访、缠访”者才是真正的社会影响极坏，它只会使公众的正义观念蒙受进一步的挫折，政府权威性随之进一步流失。

　　其实，唐慧不是一个“扰乱单位和社会秩序”的消极人物，而是社会正义的一个积极寻求者。正义是每一个人所欲所求，但正义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会自动到来，它需要一个个好公民在自己能力范围内勉力推动。唐慧看似只是为“一己之私”而孜孜矻矻，但在客观上，她的行动是在履行“认真对待权利”的公民义务，有利于我们每个人，甚至事关“民族复兴”。对她，我们应当由衷地表示尊敬，并且给她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