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贫帮困不成其为政府索捐的理由
杨于泽

　　据媒体报道，四川攀枝花市公务员、事业单位在编员工和一些企业职工等，被强制捐出一个月基本工资给新成立的“扶贫帮困基金”。据当地外宣办负责人称，“扶贫帮困基金”计划筹资五千万元，捐款属于自愿。但网友曝料，当地发了文件，捐款数额是有规定的，甚至直接从工资卡里扣除。
　　“扶贫帮困基金”的名目，决定了募捐动机纯良，目的正确。目的正确产生两个效果，一是有关部门敢于索捐，甚至直接从人们的工资卡里扣钱；二是人们怕自己被指为“觉悟不高”，不敢公然说“不”。结果一方面募捐成绩巨大，另一方面是民间怨声载道，形成捐款踊跃与怨声载道同在的悖论。
　　有关部门显然是模糊了目的与手段的界限，用目的正确论证手段的合理性，其实是众所周知的逻辑谬误。建立“扶贫帮困基金”，的确是一件为低收入者排忧解难的好事。但目的正确，还要手段合法，任何募捐活动都应以自愿为原则，不得进行行政强制。募捐一旦带有行政或者“纪律”之类的强制性，就会走向慈善的反面。
　　打着扶贫帮困之类旗号，要求人们“自愿捐款”，这种情况不只是四川攀枝花有，其实在很多地方存在。虽然“捐款属于自愿”，但有关部门下发的文件定下了各类人员的捐款标准，钱通常由单位财务从工资中“代扣代缴”，有时候是领导拿着名单收钱，说穿了是一种变相强制。
　　我们必须承认，每当索捐的文件发下来，的确很少有人会公然声称拒绝捐款，更没人在工资被“代扣代缴”后诉诸法律。既然募捐是为了“扶贫帮困”，虽然带着变相强制色彩，也很少有人敢于表现不积极，更不用说大声说“不”了。出了钱，行了善，却没有人“助人得乐”，相反似乎个个心情郁闷，这大概是中国式慈善的一个真实写照。
　　政府“扶贫帮困”，体现政府对困难群体承担责任，但这实在不成其为政府募捐的理由。政府“扶贫帮困”，意味着它是一项公共政策，理应由公共财政提供资金支持。而民众已向政府纳税，政府有了财政收入，完全可以直接向“扶贫帮困基金”划拨资金。财政一毛不拔，却变相强制民众向基金捐款，等于政府在未经纳税人同意的情况下额外征税，不合税收法定的原则，不合依法行政的规矩。
　　公权部门打着“扶贫帮困基金”的旗号向民众索捐，本质上就是“苛捐杂税”，侵害了人们的合法权利。不把“扶贫帮困”纳入财政预算，总想着在财政预算外筹集资金，表明政府并没有把“扶贫帮困”当作自己的正事与本职，所以它在资金上将“扶贫帮困”卸责给民众。而它推卸“扶贫帮困”的责任的形式，就是强制民众按它制定的标准捐款，这又构成对权力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