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标公车该由谁来监督？
杨于泽

　　人民网5月14日有一则电文，说去年5月国家集中对党政机关公务用车进行专项治理，严控新增公车，严查超标备车，严查外借和公车私用现象，现在一年时间过去，他们想知道陕西省专项治理的成效，于是派出报道组深入榆林市，发现很多公车配置远超部长级标准。
　　中央有文件有政策，媒体找个地方核实落实情况，我们不妨把它理解为“解剖麻雀”，属于舆论监督形式之一。一方面，它可以促使被监督对象“认识错误并改正错误”；另一方面，它有助于决策者对政策进行检讨，有以因应。中央媒体对地方权力的监督，向来受基层民众欢迎，效果若非立竿见影，也往往后效可期。
　　但是换个视角，我们的观感可能又不同了：当人民网报道组到处寻找超标公车的时候，地方媒体都在干什么？一个地方的超标公车，挥霍的是一个地方纳税人的血汗钱。既然榆林市有那么多超标公车，那么老百姓何以熟视无睹？当地负责风纪的部门又上哪儿去了？
　　据人民网说，“对于榆林的公务车超标配备情况，本网将继续予以关注”，这意味着他们不达目标不收兵，“务求实效”。但我们不妨想像一下，全国“三公”经费以万亿元计，“三公”消费遍布各地的酒店、景点和飞驰的公车上，远在首都北京的媒体无从全面掌握，也就不便监督。
　　中央媒体抓一个典型，务求监督实效，似乎使权力受到了监督，其实只是一种监督的幻像：以中国之大，那么多的酒筵，那么多的公车，那么多的公款旅游团队，其被中央媒体碰上并揪出的可能性太小了。“个案监督”往往动静很大，给了公众一种监督的快感，但坏了若干官员滥权的好事，却无损“三公”消费的“大局”。
　　对地方权力实施监督，显然有一个“及时到达”的问题，监督必须属地化。地方权力支配地方资源，影响民众切身利益，理应受到当地纳税人和媒体的监督制约。对于权力的滥用，当地民众和媒体有着天然的敏感，在感知上也有时间与空间的便利，相应的监督制约离开他们是不可想像的。
　　中国有句老话叫“山高皇帝远”，监督“三公”消费，只能是一种属地化的公共事务。《人民日报》近日说，“制约权力”与“保障权利”是民主政治的一体两面。保障人民的权利，即是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可以防止官员滥权，可以防止“三公”浪费。具体讲，就是要推动民主与法治建设，落实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完善体制机制，让老百姓对本事务有发言权并且说话算数。
　　制约权力是有成本的，例如经济成本、人力成本、时间成本等，我们必须选择更高效的办法。中央文件对各级干部的公车排量有明确规定，但即使能够发现违规情形，纠正的成本也太高。但如果由官民直接寻求共识，事情就简单得多，也就不再需要全国统一的标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