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幸福谁做主？

杨于泽

　　近几年流行一种说法，叫“我的幸福我做主”，有同名流行歌曲，有同名话剧，还有同名相声。既然幸福被认定是“我的”，自然应该“我”做主。但幸福所从何来？应该是我创造，但也有人主张政府大有作为，为此人们争论不已。　　

　　上世纪70年代初，不丹第四代国王旺楚克提出，政府施政应关注幸福，并以实现幸福为目标。办法是在政府善治、经济增长、文化发展和环境保护四个层面下工夫，着力提高“国民幸福总值”（GNH），以取代传统国民生产总值（GNP）。不丹乃蕞尔山国，但旺楚克的“幸福道路”在世界上影响很大。现在“幸福学”成了西方显学，国内也有很多地方宣称要着力提升幸福指数。

　　4月16日，美国知名专栏作家罗伯特·萨缪尔森在《华盛顿邮报》发表文章，给“幸福科学”和“幸福经济”大泼冷水。他说，政府也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使人们感到不幸福的原因（饥饿、失业、疾病），但没有痛苦并不意味着幸福，让每个人实现幸福并不是政府的义务。我们让政府帮自己“追求幸福”，政府却有可能借机对社会强加更多干预。

　　回望人类历史，“使人民幸福”曾是不少“仁人志士”的追求。1791年，年轻军官拿破仑离开所在部队，接连几个月勤奋阅读和写作。他向里昂科学院提交一篇论文，参加其有奖论文比赛，论文主题是“要让幸福深入人心，哪一种真理和情感最重要？”论文被为认缺乏创见，这促使他转向政治舞台。1814年，拿破仑战败，在枫丹白露签署退位诏书，他对将士们说：“我曾经想要使法国幸福，但我没有成功。”

　　现在检视各国宪法，极少有将“幸福”视为国家目标的，不丹是个例外，美国是另一个例外。1776年，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把追求幸福与生命、自由并列为三大不可剥夺的权利。但到后来《美国宪法》实施，只把“永享自由的幸福”作为建国目的，却不再明言“追求幸福”是一项公民权利。　

　　这一转变耐人寻味，意味着个人幸福不是政府该负的责任。取代“幸福”位置的，是“财产”。按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的论证，大多数人是通过财富来追求幸福的。人有了财产，就向幸福迈进了一大步。但杰斐逊晚年说，“德行是幸福的基础”。富兰克林则断言，“德行与幸福乃是母女关系”。如此说来，个人要追求幸福，政府最终帮不上什么忙。

　   一方面是美国政府在“幸福事业”上率先卸责，另一方面按照某些学者的论证，政府大有可为。18世纪，欧洲人就观察发现，不管人们如何理解幸福，饥荒、瘟疫、战乱与幸福不兼容。思想家提出了一系列“幸福算式”，法国人夏斯特勒侯爵发现了影响幸福的一系列变量：税收水平，生产力水平、工人最佳劳动时间、闲暇时间等。政府与这些变量有关，自然有理由为“幸福”而忙活。

　　上世纪末，多项跨国研究表明，在一国收入水平很低的时候，随着人均收入增加，国民幸福感也越来越强。经济落后国家，一般都是人民幸福感很差的国家。仅仅发展经济一项，政府就可以为人民幸福做很多事。

　　但学者们还发现，当一国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收入增加带来的幸福回报就逐渐降低。比如日本，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发达国家里排名靠前，但幸福感在发达国家中最低。这表明，政府介入“幸福事业”是有限度的。套用一句话就是，“政府领进门，幸福靠个人”。在基本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后，幸福重新变成了纯个人私事。

　　现在各国政府都很忙，有的忙GDP，有的忙幸福指数，但一根主线还是物质主义与消费主义。芝加哥大学知名“幸福学”家奚恺元教授，曾引用一个比喻来描述幸福的失落：在球场中，一开始大家坐着看球。但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也确实看得更清楚了。由于他站着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站起来看，最后全体观众都跟着站起来。看的效果跟刚开始一样，但大家已经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相互攀比，不仅有个人物质上的攀比，也有政府发展上的攀比。所谓幸福指数，GDP其实隐然其间。如果政府介入过多，结果会不会适得其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