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挺要强的，虽然那几天一直躺着，解小手都在床上，但解大手时必须得两个人架着去洗手间，除此之外就一直卧床。吃饭也是有人放在旁边，她在床上吃，当时她根本起不来，也翻不了身。”在监狱里，84岁的李淑贤两次腰椎骨折，家属以“生活不能自理”为由申请保外就医，但被拒绝了。她是河北滦平县的农民，因寻衅滋事罪获刑两年半，被关押在河北省女子监狱，刑期至2019年3月21日。（新京报8月15日）

从这则新闻的跟贴中可以看出，对于是否要给予这位老人保外就医，网友们基本上分为两方对立的观点，一方认为84岁的人已经没有了危害社会的可能，因而应当给予保外就医。而另一方认为，保外就医需要一定的法律程序，既然监狱方面给予了拒绝，那就一定存在着不合规的地方。

而相关的法律是怎样表述的呢？《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是这样表述的：(一)身患严重疾病，短期内有死亡危险的。(二)原判无期徒刑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后减为无期徒刑的罪犯，从执行无期徒刑起服刑七年以上，或者原判有期徒刑的罪犯执行原判期限(已减刑的，按减刑后的刑期计算)三分之一以上(含减刑时间)，患严重慢性疾病，长期医治无效的。但如果病情恶化有死亡危险、改造表现较好的，可以不受上述期限的限制。(三)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四)年老多病，已失去危害社会可能的。

由此可以看出，这位老人的情况疑似属于“身体残疾、生活难以自理的”这条。但是问题来了，“生活难以自理”是很难给出客观界定的，因为这根本不存在可以量化或模式化的标准，同时，这既不是医学范围内能确定的问题，也不是法律范围内可确定的问题，在更多的情况下，这只是一种人们主观感受的表达。

但是，法律并不认同这样的主观感受，法律讲的是有或无的问题，如果不能确定为“生活难以自理”，那就只能爱莫能助了。因此，这就成了一个扯皮球的问题，因为到目前为止，对于这位老人，还没有任何部门依法牵头正式组成合议组，来综合评定这位老人是否属于“生活难以自理”的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老人解大手时必须得两个人架着去洗手间也就成了常态问题。

因此，从监狱角度来说，这就已经暴露出了问题，因为根据《罪犯保外就医执行办法》规定，“监狱讨论罪犯是否保外就医时，须有检察院（组）人员列席参加”。其中表达的意思非常明确，即明确规定了讨论的形式，也明确规定了必须参加的有关方面。而从新闻中要以看出，监狱方的领导在面对老人家属的书面诉求时，就直接给予了拒绝，既没有正式讨论，也没有请检察院（组）人员共同商量，而从程序上来说，这当然过于潦草。所以说，在这件事上，监狱方存在着责任未尽之嫌。

客观地说，并不是每一次讨论都必然会得出保外就医的结果，但每一次讨论都是尊重罪犯权益的法定程序，也是对当事人提出请求的规范式回应，只有程序的保障，才能最大可能地确保结果的正确，而如果省去了这样的程序，那就无法衡量结果的正确性与合理性。而对于监狱来说，就这样省略了法定的程序，然而，这样的省略，无异于解除了罪犯应有的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