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3日，《自然-生物技术》发表题为《是该数据说话的时候了》社论，并宣布撤回韩春雨团队于2016年5月2日发表在该期刊的论文。论文撤回，是韩春雨主动申请撤回。《自然-生物技术》在社论中表示：“我们现在确信韩春雨的撤稿决定是维护已发表科研记录完整性的最好做法。”（澎湃新闻8月3日）

韩春雨撤稿，显然是出于强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来自于两个主要方面，一个是经久不衰的舆论压力，另一个是遥遥无期的可重复实验。从舆论方面，可以说韩春雨团队已陷入四面楚歌，无力自拔，其原因在于韩春雨团队不能拿出说服他人的依据。而舆论的产生，又与韩春雨的刚愎自用有关，因为韩春雨的个性已经使他不能心平气和地与舆论对话，这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使舆论产生了极度的倾向性，甚至已经没有人愿意让韩春雨把话说干净。

从为数不多的几次出面对话可以看出，韩春雨已经成为了众矢之敌，无论他说的话是否还具有一定的科学价值，人们都会给予全盘否定，而这对于韩春雨以及舆论来说，已经变成了没有意义的争论，因为争论的核心已经异变成了不容分说的指责。在相互指责中，不仅韩春雨在偏离科学本身，而舆论本身也在严重地偏离科学的轨道，“破鼓万人捶”变成了众矢之敌的升级版，而在这样的压力这下，显然主动申请撤回论文才是休战的最好方式。

而从遥遥无期的可重复实验方面说，一些科学家提出的质疑确实很有份量，因为从严谨的角度说，韩春雨确实存在着硬伤，但韩春雨一直有着一副保护自己的铠甲，那就是“保密”二字。从科研结果市场化以及专利形成的角度来说，确实需要一些前置性的自我保护，这并不是出于对他人的不信任，而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自我保护都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惯例，哪怕是一连串失败的科学实验，其实它也包含很高的基础价值。

道理很简单，失败是成功之母，最后一次的成功，总是建立在前九十九次的排除之中，每一次排除法的运用，都不可能马上筛出真正的结果，但每一次排除法的运用，却会使整个社会实验更接近于正果的出现。从这个角度来说，韩春雨虽然不是修得正果的成功者，但他却为后人的实验留下了可供借鉴的探索方向，而这也是他付出的一种成本，后人会在这种成本的基础上省去很多不必要的覆辙，这对社会来说，就是产生了巨大的价值。

韩春雨主动申请撤回论文，基本上是出于经久不衰的舆论压力和遥遥无期的可重复实验这两个方面。但从看不见的心理感受层面来说，兴许会更加复杂，韩春雨在这之前并不是什么名人，也没有什么社会背景，仅是个教授而已，因此，他一旦受到质疑，基本上也就没有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剩下的事，他当然无法掌控，但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一种不会平的氛围。

然而，从社会发展进步角度来说，应当有一种包容的氛围，使每一个人都有充分的修正权，这并不是狭隘的需求，而是一种所有科学工作者都必须要享有的氛围。因为除了韩春雨之外，还会有其它科学工作者遇到同样的处境，并且，从宏观上说，失败或无果无终也是科学进步过程中无法摆脱的一部分必须现象，没有谁能直接“设计”出科研正果，相反，敢于失败敢于无果无终才应当是科学工作的心理常态，而如果人人心里都装着“必胜”的心态，那反倒是违背了科学研究水到渠成的规律，而这对社会进步没有益处可言。

因此，对于韩春雨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应给予碎片化解读，而应当放在科学研究的大背景大规律大逻辑下看待。将科学的事，交给科学规律本身，而不能为了指责他人而人为地“创造”出各自的主观小角度评价标准。在宽松的环境下，在包容的氛围里，在不计一时结果的前提下，看待所有的科学探索，这样的社会环境，才是对所有的科学工作者最大的支持。

关注《力量时评》公众微信号LLSP-A 或扫二维码，内容随时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