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广东省金融办原副主任李若虹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其情妇和两名兄弟也借助他的权力肆无忌惮地收受房产和巨款。近日，广东高院对该案作出终审裁定，维持韶关中院一审判决，以受贿罪、非法持有枪支罪判处李若虹无期徒刑，另三人也一同获刑。（信息时报6月10日）

李若虹利用职务便利收受贿赂被判无期，这对于正走在收受贿赂之路上的贪官来说，是一次极大的震慑，由此他们会感知法律的预期结果；而对他们的家人来说也一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再也不会是一种“吃白食”的共享，天下没有免费的晚餐，出来混一定会有买单的时候，做官员的情妇，也不会例外，因为甘愿做官员的情妇，其实就是奔着收受贿赂而去的，换言之，就是想做权和钱的情妇。

反腐败工作已进行了很长时间，其间拿下了不少高官，而这些高官多数都有情妇，甚至有数名情妇，他们与她们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因此，可以说反腐败工作也意外地起到了清理官场情妇的作用，当然，有关部门也对这种现象做出了总结，即官场腐败基本上也等于情场腐败，官场受贿也基本上等于情妇支招，因此，便归纳出了一个新概念，即“情妇代理”受贿制。

而也正是因为现实中存在着这样微妙的关联，才令反腐败部门对“裸官”们高度警觉，而且有明确规定：“裸官”不能晋升到主要领导位置，这是一种制度化的规定；而如果在主要领导位置上发现了裸官就应当将其调离。然而据媒体此前报道，李若虹的妻子和女儿已在1997年移民澳大利亚，他是一名“裸官”，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若虹就和比自己小4岁的吕晓玲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因此，这便暴露出了一个更加严重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这么长的时间段内都没有查出李若虹这个裸官？

显然，这是在制度执行层面出现了问题，而如果制度上存着这诸如此类的问题，那就可以断言：“裸官腐败”及“情妇代理”就还会层出不穷。而制度执行层面一旦出了漏洞，就意味着环境土壤出了问题，而这样问题带来的危害，会远远大于个案造成的社会损失，因为在这样的环境土壤中，就会酝酿着更多“裸官腐败”及“情妇代理”的雏形，而那些“前赴后继”式的腐败窝案大案，其实都是环境土壤生出的必然产物。

治理腐败不能仅靠对一人一案的处理，而应当立足于制度的执行，治理腐败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作，其复杂之处就在于处理了前面的贪官，却并不一定就能遏制潜在的后来者，因为只要制度存在着漏洞，任何贪官都有理由将自己想象成幸运者，而这种侥幸心理的产生，也恰是环境土壤中执行制度方面存在着问题的使然。

因此，李若虹的妻子和女儿已在1997年移民澳大利亚，他早已是一名“裸官”，而早在上世纪80年代，李若虹就和比自己小4岁的吕晓玲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而过了这么长时间才被查出，这暴露出的本身就是制度执行层面存在的重要问题。

治理腐败是一场持久战，它归根到底还要靠制度的正常运行，如果制度运行本身就存在着问题，那么即使抓到了几起要案，处理了一批贪官，那也是一种不确定的偶然性结果，而治理腐败要的是常态化必然结果，这才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性举措。所以，这起案件中折射出的制度执行层面的问题，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深思，将“裸官”及时调离重要岗位，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而执行好这样的制度，则是治理腐败必须的环境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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