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节前一天，涉嫌故意驾车撞人，致3死5伤，湖南汝城县农民曹再发再次走进舆论漩涡。2013年3月，曹再发曾不满拆迁赔偿，爬上广州猎德大桥，造成14小时交通瘫痪。当年1月，曹再发扬言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五六年来，当地政府与曹再发博弈，但最终无论曹再发上访诉求合不合理，为了阻止其不再去北京，妥协并满足曹再发，成地方政府无奈的选择。（新京报9月17日）

曹再发不满拆迁赔偿，涉嫌故意驾车撞人，致3死5伤，这样丧心病狂的血案，摧毁了无辜路人的家庭，让这些家庭陷入了无尽悲伤的深渊，也使自己彻底走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等待他的是将是法律的严惩。在一个法治与文明的社会中，任何人都没有理由按着自己的情绪逻辑而为所欲为，随意剥夺他人的人命，这在法治社会中，必须要付出相应的代价。同时，这种以伤害无辜路人为发泄个人情绪的行径，也被社会文明所不齿，它碾压了社会中所有生命的尊严。

但是，从媒体的深入报道报可以清晰地看出，曹再发是如何从一个拆迁户演变成钉子户，然后又从钉子户进一步演变成“上访专业户”的路线图。在这个路线图的前端可以看出，当地在拆迁的时候，并未按规定给足曹再发应得的赔偿。江头村村主任吴进良承认，第一次评估曹再发的房屋价格确实过低。

村主任表示，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第一次评估时，曹再发一家并不配合，紧关房门，不让评估公司进屋，致使无法准确测量。但是，这样的理由很难令人信服，作为一级政府，迁拆工作是一项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准确的评估，是关系到日后所有工作的基础性数据，对于这样重要的数据，怎么能就这样不估而定呢？因此可以说，没有做到准确的测量评估，是当地相关部门的一个重大失误。

但这并不是所有的失误，而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已。尽管当地政府部门后来也纠正了评估，并依据政策规定，给足了曹再发应得的赔偿，事已至此，应当说已经回到了规范的轨道上。但曹再发个人的劣性，也开使无边际地生发，他说要在广州的幼儿园和中山大学制造血案，这引起全城恐慌。而且曹再发还带着母亲来到县政府办公楼，让县里满足他的赔偿要求，否则，他就让母亲从5楼跳下，这种以母亲性命为代价，向当地政府索要赔偿的行径，足以说明，曹再发已经完全失去了个人理性。而之后的不断上访，却使“失去理性”成了他“致富”的资本，

“在北京他不肯回，他要钱。”一位长期接访曹再发的工作人员说，“有一次他上访用了一万多，政府就给了七万多”。而且，曹再发还对村民说：“上访跟做生意一样，但做生意有风险，上访没风险，我又不打人，上面还会安排钱给我”，还说过“为达目的不怕坐牢”这样的话。曹再发的“致富”资本，显然来自于政府部门的无原则迁就和法治的软弱，这使曹再发摸到了政府部门维稳的软肋，从而一再以这种方式要挟政府，而政府部门则在这种无休无尽的要挟中，出于维稳压力而无计可施。

一方面，拆迁中按政策法规给予足够赔偿，是一件关系到村民切身利益的大事，这不应当出现错误，也不能出现错误。而当地相关部门之所以出现了评估不准的问题，是因为工作做得不够扎实，这应当引起各地拆迁部门的警醒。另一方面，维稳与法治并不矛盾，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更不是姑息迁就的和稀泥，而是一种有着清晰界限的是非关系，一旦混淆了这种是非关系，就会使拆迁赔偿工作陷入无原则的境地，这对已经执行了政策法规的拆迁户来说，显然是一种不公平，也会使日后工作陷入泥潭。因此可以说，曹再发握住的刹手锏，正是政府部门法治方面的软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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