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抱持“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老百姓，向来都不愿在纠纷事宜上大动干戈。尤其在与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更是倡导“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遇到委屈忍忍也就过去了。民不与官斗，这是中国千年以来的古训。因为老百姓知道，“民告官”是一件开弓没有回头箭的事，按照古代律例，一旦状纸递上，先要挨上几十大板暂且不说，即使官司打赢了，最后迫于地方官府势力的现实威逼，下场也未必很好。

　　千年古训投映于当下的法治现实。尽管“民告官”早已不若以往，动辄对老百姓大刑伺候为先，普通公众在官民交往中的权利保障也已在法律上破题，但“民告官”却依然面临着现实窘境。据了解，行政诉讼法施行以来，从最高人民法院开通的民意沟通信箱征集的意见来看，行政诉讼“告状难”现象依然存在。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要求各级人民法院进一步重视和加强行政案件受理，依法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切实解决行政诉讼“告状难”问题。(11月16日《人民日报》)

　　行政诉讼也即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民告官”。尽管赋予公众“民告官”权利的《行政诉讼法》已实施多年，但老百姓面对政府行政的现实维权却依然步履蹒跚。从最高法为解决“民告官”的现实困境，多次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及法规就可看出，“民告官”似乎依然难以走出“告状难”的窘境。而此次最高法发布的《关于保护行政诉讼当事人诉权的意见》，与其说是一种针对诉讼当事人的权利保护，毋宁说是对已行法律的强调与重申。

　　告状无门，这或可解释为此番最高法出台《意见》的原因之一。也许，正是意识到在“民告官”的过程中，诉讼民众刚刚递出状纸，即被法院以诉讼请求不成立为由，判定其没有权利起诉；抑或是“民告官”的门槛被随意提高，本应受理的事项被法院轻易排除于受理范围之外。如此境况，被逼无奈才走向“民告官”路途的老百姓，就实在憋屈得慌。而此次最高法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反复重申，则显然就是针对此种情况，对公众“民告官”权利的再次救济，它让民众应得的权利从法治上得到了回归。

　　当然，地方法院之所以敢轻易剥夺民众告官的权利，其根本还在于司法的地方化之弊。在各级地方法院的人财物都直接受制于同级地方政府的行政生态下，地方对司法的干涉压力便可想而知。没有谁想成为被告，官员尤其如此。也因此，当碰到“民告官”的案件，官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通过行政手段干涉司法，使“民告官”不能最终成形，能直接管制同级地方法院的地方政府显然具备这种干预司法的“优势”。这一点，也许从多年来“民告官”案件中，民众胜诉率普遍偏低的境况中，便可得到很有说服力的印证。

　　输的多赢的少，这也几乎成为如今“民告官”的宿命。从南京民告官案三年找不到被告，到政府信息公开“民告官”中民众屡屡被拒于法院门外，甚至即使老百姓胜诉了，败诉官员还可利用公权对法院判决置之不理。这种“民告官”的现实尴尬，让迈出“民告官”步伐的民众几乎陷入一种全输的境地。

　　尽管为了革除司法地方化对“民告官”的影响，最高法曾通过“异地审理”等法规，试图消除地方行政对司法独立的影响。但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种种政策对法院地方化这一积弊却始终成效不彰。如此窥之，倘若法院始终不能脱离地方的行政干预，司法不能独立公正地审视每一起“民告官”案件，民众要走出告状难的困局恐怕仍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