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中国曾为节电在全国推行夏令时，历时6年却又不得不宣布取消。只因打破了个体生物钟的夏令时，也打破了城市运转的生物钟：交通运输时刻的调整，导致时间转换发生混乱；工作时段的调整，致使如气象等必须定时观测的工作，面临提前一小时的播报尴尬；生活时间的变化，更让不少需要提早上班的民众，面临睡眠不足的苦不堪言。

一座城市的运转好比一个人的身体调息，只有符合内里生物钟规律的整体协同，才能达至由内至外的身心平衡。也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任何一个事关城市整体运转的构想，都必须基建于符合城市生物钟规律的整体调息之上。比如现在重庆市人大代表邓明鉴建议的，在重庆推行企业错时上下班制度。

“错时上下班”，并非是什么新鲜名词。此前，我国的北京、大连等地就曾开展过部分范围的错时试点，目的就是为了通过错开人们上下班的时间，达到抑制高峰、缓解拥堵的效果。一座城市的发展，通常伴随的是愈加拥堵的上下班交通，高峰拥堵，也实非部分城市的特殊病症，其几乎成为了城市发展祛之不掉的一块心病——为防迟到，必须提早上班乘车的疲惫，夹在众多乘客中的尴尬狼狈——重庆的上班一族，很显然就正处在如此的上班拥堵焦虑之中。

如此看来，“错时上下班”的确是为城市“消肿”的一剂良药。至少，很多人会认为，如果施行了“错时上下班”，以后就再也不用在拥堵的车辆、人群和道路中受罪了。只是，也正如一些人所疑虑的一般，如果整个城市都施行错时，是否会因为上班时段的错开，导致到政府机关办事困难等新问题？既然是错时，必然有些人上班时间被调早，抑或下班时间被调晚，这是否会违背一些上班族的意愿和生活习惯，从而进一步对其休闲时段的分配、人际交际产生影响？因为家庭成员起居时段的不一，会否对整个家庭成员的休息，特别是孩子的接送产生影响？由于错时导致的各个行业、企业之间的重叠工作时间减少，是否会加大企业之间合作的运营成本？……这些，都是城市施行“错时上下班”之前，亟需通盘考虑的问题。

当“错时上下班”作为一种行政强制指令执行的时候，它就意味着一座城市不同于以往的一项公共政策开始实施——城市运转的秩序因之而变化，现有的作息规律和业务联系被打破，企业、个人、家庭乃至社会的关联有了新的接口，一座城市平和顺畅运转的生物钟也随之改变。可以预想的是，如果“错时上下班”导致的新问题，没有找到切实有效的解决出口，那一座因“错时上下班”而打破原有运行规则的城市，也必然发生自身的生物钟紊乱。一如当年的夏令时，在运行6年后不得不宣布取消一样。

“错时上下班”是一座城市的系统工程，正如市政府办公厅在回复建议时所陈述的一般：“是一项庞大复杂的工程，量大面广，将触及社会的方方面面。”如此触及社会各方，事关城市顺畅运转的工程，自然脱不了对新问题周密详实的通盘考虑与规划，也唯有通过对这些新问题的认真审视，建立起一套与之相符的合理运行机制，一座城市新的生物钟方能良好运转。更关键的是，城市发展不能只依靠“错时上下班”这类治标之策来“消肿”，只有从城市规划、交通建设及运营方式等多种手段进行调节，一座城市良好运行的生物钟体系方能真正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