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波平斯阿姨的名字来自于一篇童话：随风而去的玛丽波平斯阿姨，一个撑着伞，来到一群孩子们的家里，手提袋里可以不停地装满东西的阿姨。

现实中的玛丽阿姨是个社会工作者，穿着利落的毛衣和长靴，留着俏丽的短发。在Visite时就注意到她，被她干练的气质吸引，有点像吹着口哨把帽子往天上扔的帅气的女生。

中午吃饭时她第一个主动跑过来向我打招呼，说我们可以你互称，大家都叫她conny。不要一个人坐，你可以和我们坐到一起。那正是第一周，突然面对一大群咨询师医生和心理咨询培训中的实习生，一大堆护士的名字一个都没有记住，而所有人都充满了热情和友好，还搞不清状况的时候。尤其是每天被各种各样的Termin排满了，还不知道每周的常态是怎样的。第一天就充满了病例讨论，Visite，还有去取各种钥匙，各种介绍。第二天就参与了心理测验并且帮忙统计，第三天就因为时间排满了之后又帮忙统计没有时间吃上午饭。对于各种各样的时间安排不知道自己该属于那边。那一周，我觉得我所学的都用到了，倘若我没有前几年和椰城各种人相处的经历，再加上之前实习时和之后的德语积累，我一定死翘翘的。尽管那天我没有和她坐到一起，但玛丽阿姨仍然给我留下了不错的印象，在这些人之中，玛丽阿姨所发出的信号是主动的和清晰的，也是发自内心地为对方着想的。

第二周的时候，因为她的实习生不在，有机会和她一起去一个小女孩的家里家访。车子一直没有来，我们在大门前的路上走了一会儿，玛丽阿姨和小女孩聊了一阵，喜欢的科目，喜欢的食物，家里都有谁，和姥姥关系怎样，等等，很快地赢得了她的信任。她擅长掌控谈话的内容和轻重，并且有意地主动把我拉入到谈话当中，或者为两个人的对话搭建桥梁。她谈话的方式并不是轻描淡写的，而是意图明确的，但是因为她热情而节制有度，仍然不会让人觉得突兀。由于她如此地擅长对话并且善于调动情绪和推动他人，以至于让我不由得担心，我的社会性不足以及非母语状态是否会成为她的包袱。

圣诞节整个青少年精神病院在Zur Noll餐厅的自助酒席，我因为忘记了和眼镜修女以及木婉清约见的地点而提前来到会场，和工作治疗师老绵羊小姐，老绵羊小姐的实习生，玛丽阿姨和她的实习生坐在一桌。后来眼镜修女到场，因为我没有出现在约会地点，神色非常不悦。这一桌满了，她和木婉清于是坐到另外一桌。那正是我与眼镜修女相处最差的阶段。我坐在桌前，听着大家的对话，心底稍微有些忐忑不安，不知是否要过去打个招呼还是挪过去坐。玛丽阿姨突然间对着我说，既然来了就开心一点！——这个穿着红色连衣裙珍珠耳环黑色围巾坐在人群中央的女人，尽管在谈话中，她仍然仔细地观察着一整桌人的变化。

后来玛丽阿姨的实习生一直在，我就没有再陪她家访，所以每次只在Visite见面。有一次吃饭的时候碰到她，正好是我主动把被木婉清和艾薇琳（两个实习生，40,50左右）拖欠的心理测验报告努力赶工，却没有得到眼镜修女认可的时候。不知道她对我说起，她觉得作为一个社会工作者总是很孤立，因为其他人都是咨询师和医生，而作为社会工作者她只有一个，大家并不是很愿意听她的意见。我于是也说了我的状况，做了很多没人认可感觉很没动力，而且房间总是换让人很没有安全感之类的。她突然间对我说，你应该在Team里说出这件事来，因为这是实习生的普遍状况，你应该把她说出来。她的理解和体谅让我想哭。但我想了一下还是说，我觉得即使在人群中说了也不会有什么积极的改变反而会更加麻烦，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到了某个让我无法忍受的阶段，我会先和眼镜修女说的，如果仍然不好，我才会在Team里说。

那时候我感到，玛丽阿姨社会工作者那种不平应该在公共场合被解决和声张，与心理咨询工作者那种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以及细微的情绪，并且试图把某些冲突的情绪以某种方式加以疏导，是完全不同的两种角度和主张。她的提法让我觉得新鲜，但同时觉得危险，然而仍然是一种鼓励和推动。现在回头想起来，后来在一个多月以后，与护士的小冲突以及争取房间事件，并且后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整个病房的讨论中。玛丽阿姨当时的这句话，大概是一个改变的契机吧。

玛丽阿姨参与的另一项活动，被称为Leitbild(榜样？)，相当于医院的另一种上层管理的方式。每年有三四次会有一个人代表上层派到每个团队中，做一些回顾和进行一些团体性游戏。一个有着不同部门的大医院，这么庞大臃肿的身躯，以这样的方式对不同团队的成长给予一些推力，让人们能静下来想一想，重新理清线索，是一种不一样的刺激。所有人不限身份只要有能力都可以参与这项推动的工作，由于这种角色的转换，视角变得多样和新鲜，并不再是医生-心理学者-社会工作者-护士从上至下的等级制度。

似乎一提到玛丽阿姨，就不自觉冒出了许多人与人之间互动，以及充满了社会责任感的主题。

每次我在病房实习，最让我感到佩服的是社会工作者这份工作，因为他们的存在的确延展了我对解决精神疾病方法的理解。如果没有社会工作外部的支持，仅仅靠药物的支持和病人或者病人家属自身的改变，是非常有限的。如果说医生和心理医生是灵魂，护士是躯体，社会工作者就是骨架。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太过夸张了，如果没有社会工作者，没有这样的途径与外界保持联系和互动，精神病院只能变成监狱。

我们病房的社会工作者负责什么，也许天蓝色会感兴趣。首先是与青少年局（Jugendamt），青少年帮助中心(Jugendhilfe)这种政府福利组织打交道，也是与相关法律条文打交道。因为这里有心理疾病的小孩有各种各样的家庭问题，父母离异，家长一方是罪犯，被领养，被虐待。心理医生会做出诊断，委托社会工作者会给青少年局写信，阐述问题的严重程度和必要性，要青少年局给予各种方面的支持，在极端的情况下，信的内容可以影响法院把小孩判给家长哪一方，青少年可以提前离开家庭，或者到政府资助的青少年中心去生活。如果一个少年或青少年的行为严重妨碍社会，青少年局有让他强制入院的权力。当然，更多的情况是，对那些有注意力障碍和多动症的小孩，通常有破坏课堂纪律和与同学发生冲突，青少年局会在学校和家庭之间调节，推荐小孩去医院治疗，并且和学校协商，保证孩子不会因为这种障碍而致使没有学校要他。而对于那些有困难的家庭，因为单亲或者教育方式不当，青少年局和青少年帮助中心会派出专门的教育专家给予支持。而不同的小孩需要得到怎么样的帮助，就必须得到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判断和建议。其次是家访，在医院的小孩从8岁到17岁，都还没脱离监护人，而他的家庭环境和心理障碍的出现息息相关。家长与心理医生的谈话以及在医院环境下接触的小孩所提供的信息不足以了解到他的整个生活状况，家访是更重要的一个信息来源，而很多情况下很多想法也只有在和社会工作者坐在自己家中的沙发里才能讲出，有时候看到这个家庭的设置，整个家庭气氛，以及在家庭中孩子和家长的互动，就能捕捉到一些非常关键的东西。在心理医生制定治疗方案和进行诊断的时候，他们与小孩在一对一治疗的互动，在群体中的表现，护士的反馈、工作疗法中家长和小孩的互动以及家访的情况，都是很有力的证据。玛丽阿姨本人还在医院里每周举办一个互助小组，具有各种各样的主题，比如如何教育，关于如何和注意力障碍的小孩相处，或者关于如何做养父母，问题小孩的家长可以根据需要被推荐参加适合他们的小组。

而真实的玛丽阿姨，并不是像我第一次所感到的，洒脱而不拘小节的中性女人形象。相反，她喜爱打扮，提前一天晚上就会选好搭配的衣服，并根据它们的颜色搭配饰物，她有各种各样的颜色的耳环，大的戒指。她剪了短发，周围的人也受她的鼓舞和影响剪了短发。她很喜欢有情调的餐厅，下午茶和美味高贵的菜肴，休闲旅行。她喜欢意大利菜和中国菜，“oh, ich liiiebe chinesische essen！”但是旅行的话最好是欧洲和美国，亚洲非洲这些复杂凌乱的地方则不在她考虑范围之内。

玛丽阿姨和老绵羊小姐是非常融洽的一对，尽管老绵羊小姐大她整整一轮。她们喜欢买来巧克力棒，然后做干杯状。想起某个电影中的情节或往事笑个不停。她们在生活中也是很好的朋友，曾经两家人凑在一起穿着睡衣看搞笑的电影。

有时候看到这些女人们，看到她们工作时流露的本性以及社会赋予她们的保护色——女人性，以完全不同的轨道运行着，又配合着她们原本的模样搭配得相得益彰，就觉得非常非常的有趣。尽管她们与我风格上的喜好相去甚远，我仍然喜欢看到她们是她们所是的样子，以及人与人之间有趣的差异性。在中午吃饭那紧凑的半个小时，就会明显地感觉到，玛丽阿姨的虚荣享乐主义和眼镜修女的精英苦修理念格格不入，在玛丽阿姨神采飞扬地形容着某一种食物的特别的味道以及细腻的感受，还有在旅行里某个特别的地方度过了慵懒的下午，眼镜修女却喜欢谈工作，比如精神分析的两个流派，早期精神分析和深度心理学的区别，不同地方的培训的差异。人与人便是以如此细腻的方式被隔离开，充满矛盾和断裂。当然，这并不影响她们在工作中亲密无间的合作。

Jede hat eigene Art!（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这是我在听取了玛丽阿姨的感想总结的，她表示由衷赞同的一句话，也是我想到她的时候唯一能想到的比较可以代表她的话。

ps, Visite的翻译找不到合适的。因为我们这里不是进到病人的病房里而是找一个房间，所有医生护士都在，病人进到房间里问一下一周的情况之类的。于是查了查房这个词，查到了一个奇怪的东西，供大家欣赏：http://v.youku.com/v_show/id_XMTQ4MzUyNj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