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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贴出两个样张，供朋友们先睹为快——

《藏地白日梦》选章

何小竹 著

6

我遭绑架了，这个意识越来越清晰。但我浑身无力，想抬一下手，动一下脚都十分困难，好像它们已经不在我身上。

“我的手机呢？我要我的手机。”我说。

“你看，他又想起他的手机了。”沙哑的声音说。

“那又怎么样？手机我收好了，不会给他。”女孩说。

“我要给我妻子打电话？”我说。

“打电话？想都别想。你被绑架了，知道吗？这可不是闹着玩的。”女孩说。

“疯子，你跟他说绑架？”沙哑的声音说。

“他早晚都会知道，没关系的。”女孩说。

“他要吼起来了怎么办？”沙哑的声音说。

“我不吼，你们放心。让我打个电话就可以了。”我说。

“叔叔，拜托了，别闹了好不好？被绑架的人是不能打电话的，这是规矩。你没看过电影啊？”女孩说。

我感觉她在用手梳理我的头发（手指纤细，且有点冰凉），意思是让我安静下来。但事实上，我内心很安静（或者说麻木），并不想发脾气。女孩问我看过电影没有？废话，看不看电影我都知道绑架是怎么回事。这种情况下，我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心里很清楚。但我不能不担心妻子，我们约了在蓝厨房吃晚饭，庆贺结婚纪念日。刚才虽然在电话上发了脾气，她一气之下也挂了我的电话，但她过一会儿气就消了。这是肯定的，她就是这样的人。气消了，就一定会按时到蓝厨房去，所谓不见不散。但要是她去了之后，却发现我根本不在那里，她会是什么心情？什么感受？会着急成什么样子？而我从来是一个守时、守信的人。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准确地说，是个意外），我去不了了，虽然这不是我的责任，但总得去个电话，给她说一声吧？

“那你帮我打个电话，行吗？”我恳求女孩，“告诉她，我因故去不了了，但礼物我是买了的，我会找机会送给她。”

“礼物？什么礼物？”女孩好奇地问。

“结婚纪念日礼物。”我说。

“在哪里？给我看看？”女孩说。

“你看过的，就是你卖给我的维塔斯的门票。”我说。

“草，搞半天，你买门票就是为了这个啊？浪漫浪漫，不错不错。那买项链也是这个意思啰？”

“是的。你是不是可以帮我打这个电话了？”

“我们会给你老婆打电话的，但现在还不是时候。”沙哑的声音说。

“是啊，我们绑架你，就是为了让你老婆拿钱来赎你。所以，不用你说，我们都会给她打电话的。”女孩说。

“疯子，你话太多了，请注意分寸。”沙哑的声音说。

“什么分寸？我是你管大的吗？”女孩的声音也开始变得有点沙哑起来。

“没时间跟你斗嘴了，现在是做正事的时候。鸿哥他们快到了，我们现在就出去。快，过来搭个手。”

沙哑的声音一边命令女孩，一边走过来架起我的胳膊，拖着我往外面走。女孩也确实“听话”地闭了嘴，跟在旁边，用她的身体支撑着我，让我在行走中保持住平衡。我再次有了腾云驾雾的感觉。而女孩身上的体温也在此时给了我一丝安慰，至少我没有想象中那么恐慌了。但我的眼睛还是雾蒙蒙的，什么也看不见。

64

我们花了大约半个多小时，才走近了一顶牧民的帐篷。但帐篷外面的木桩上栓着一只黑色藏獒，让我们一下心生胆怯，不敢贸然上前。这只藏獒比小孟的那一只高大威猛多了，看上去真的就是一头野兽。它一看见我们，没有任何犹豫，一下就蹿上来，龇牙咧嘴地发出一阵阵让人毛骨悚然的吼叫。好在有木桩上的那根铁链套着，将它的脖子死死拽住，不然我们就彻底完蛋了，当然也没必要花钱买什么羊了。

狗吠声惊动了帐篷里的主人。先是一个小男孩跑了出来，然后又跑出一个小女孩，站在帐篷前好奇地看着我们。他们的头发黑而卷曲，像乱草一样纠结在一起。红扑扑的小脸蛋上，印着一些黑色的污痕，配上圆圆的大眼睛，显出几分调皮、可爱的模样。那只藏獒还在挣扎着，一次又一次地往我们面前蹿动。我真担心它再疯狂一点，就会把那根木桩连根拔起来。小女孩跑过去，拉住了铁链。她的个子比小男孩还小。藏獒在她的手上开始安静下来，最终放弃了向我们进攻的企图。接着，一个身穿藏袍的女人从帐篷里弯着腰探出身来。她的一根辫子盘绕在头上，辫子的中间夹杂着一些彩色的绒线和珠子。她应该不到三十岁，但脸上的容颜却显出一种比实际年龄大得多的苍老。她面带笑容，看着外面，用藏话向我们问好。我立即将双手合在胸前，回以“扎西德勒”的问候。这时候，帐篷里又走出两个身高和体魄都差不多的男人，他们的藏袍围在腰上，头上是那种藏式的毡帽，脚上是镶着彩边的靴子。我尝试与他们交谈，但语言不通，大家就只有相互看着点头，或者不明所以的笑。然后，其中一个男人做出一个手势，口里说着“牙沛，牙沛”。我虽听不懂，但却看明白了，是邀请我们进他们的帐篷作客。

他们的帐篷要比我们的那种旅游帐篷宽敞多了，锅碗瓢盆一应俱全，真的就是一个家，而不是仅仅供睡觉的临时的非正式的居所。但它又不是我们习惯上说的那个家。其中最大的区别是，他们随时可以将这个家“折叠”起来，轻松自如地带着上路，去到他们想去的另一个地方。而我们的那个家则没法“折叠”，因为其中多余的东西太多，而那些多余的东西恰恰又是我们割舍不下的。因此我们终年被自己的那个家所固定（严重地说就是“囚禁”），而他们则可以带着这个家无拘无束地四处游走，又四处生根。

我终于看清楚，帐篷里一共是八个人，一个妇女，两个男人，以及五个孩子。我想起我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某些藏族地区有一妻多夫的习俗，而这多个丈夫可以是亲兄弟，也可以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两个或多个男人（卓玛央金也曾告诉过我，即使不是一妻多夫，一个藏族女人有几个相好的男人也是比较正常的）。丈夫们相处融洽，各有分工。只是，做母亲的可能分不清这些小孩谁是谁的。但似乎也无需分那么清，他们都是父亲，小孩们都叫他们爸爸。这在汉族人看来，似乎有点不可思议。

眼前这两个男人相貌很接近，可能是兄弟俩，但也可能不是。五个孩子中三个是男孩，两个是女孩，年龄最大的那个是男孩，大约十二三岁。其他几个孩子或在玩耍，或在帮着母亲做简单的家务，只有这个男孩盘腿坐在草地上专注地看一本书。我想他既然在看书，可能懂汉语，便过去看他读的什么书，准备与他攀谈一下。我坐到他的旁边，看见他手里拿的是一本教科书，而且是数学书。让我意外的是，翻开的书页上，除了我能认识的阿拉伯数字组成的数学公式，其余的都是我不认识的藏文。我问他上几年级了？他上学的学校在哪里？现在是不是放了假？男孩将目光从课本上抬起头来，茫然地看着我，显然他听不懂我在说什么。我发现，他的眼睛有点红肿，流着眼泪。凭我粗浅的知识（或者说经验），这小孩多半是患了角膜炎。我想起自己身上刚好带有一支“润洁”眼药水（是在康定时连同其它必备药品一起购买的），便拿出来交给其中一个男人，连说带比划，告诉他眼药水的用途。男人说了一句感谢的话（从表情上猜测），并将眼药水拿给另一个男人和那个女人看。女人正俯在一只木筒上打酥油茶。她停下手上的活儿，在藏袍上擦了擦手，拿起那支眼药水左看右看，然后又是摇头又是摆手，要把眼药水还给我。我想她可能还不明白它的用途，或者就是对这东西有怀疑。由于语言不通，我没法跟她解释，心里很着急。还是那个男人走过去，指了指拿着书本流泪的男孩，然后又指着手中的眼药水，叽哩咕噜地跟那个女人说了一通。女人听了男人的述说，将信将疑地看了我一眼，什么话也没说，又俯在那只木筒上打起了酥油茶。男人则拿着眼药水走过来，跟我握了一下手，说了句“图基切”，然后又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这句话我听懂了，便对他说，不用谢，并从兜里掏出一叠钱。男人看见钱，连连向我摆手。我知道他是误会了，便做了个用嘴啃食、咀嚼，又用手摸肚子的系列动作，最后晃了晃手中的钱。男人看了我的表演，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用生硬的汉语说：“明北明北。”

男人跟那个女人说了些什么，女人也笑起来，并放下手里的活儿，弯着腰去一只口袋里翻检。最后，拿了一些糌粑、酥油，和一块黑糊糊略有半尺长、半尺宽的干牛肉出来。女人想找一个可以装这些食物的东西，但找不到。我只好把自己的外套脱下来，包裹上那些食物。然后，我拿出两张面值百元的钱，递到男人手里。白夏米果，男人摆着手说。不要钱？或者嫌少了？我又加了一张。白夏米果，男人继续摆手，并转身往帐篷外走。我拿着钱，困惑地看着敖哥。敖哥说，他可能是说不要钱。我说，这怎么行，钱一定要给的。我又走到女人面前，但她看见钱就像看见什么不祥之物一样，朝帐篷的角落里躲。这举动真的把我吓着了。另一个男人盘腿坐在地上，一直冷静地看着我。我抱着一线希望，走到他的面前。扎西德勒，我说。他露出一口白牙，朝我点了点头。我指了指放在地上的那包食物，然后将三张百元的钱递到他面前。他笑着摇头。我又加了一张，他还是摇头。我想，加法不行，做做减法试一下。于是，我减去一张，再减去一张，最后手里只剩下一张。他虽然又摇了一下头，但还是笑着伸出手来，将这最后一张收下了。图基切，我很高兴地对他表示了感谢，然后提起地上的食物，退出了帐篷。

就这一会功夫，外面草地上的景色已经大变。天空低垂下来，堆积起一团一团乌黑中带着桔红和蔚蓝色斑块的云朵。而整个草地则呈现出一片墨绿的色调。迎面而来的风中有一股湿润的气息，并夹杂着草和野花的芳香。我回头向他们的帐篷望了望，想问问这天气是不是要下雨？但知道这没用，只挥了挥手，向他们表示告别。

“卡里沛，卡里沛。”

我听见他们从背后传来的话音。我牢牢地记住了这个话音，虽然我不是十分知道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藏地白日梦》 何小竹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年7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