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混时间的最佳方式

——关于长篇小说《藏地白日梦》与诗人何小竹QQ聊天

巫山高 何小竹

巫山高：你以诗人名世，诗歌和小说在你写作生命中各有什么位置？

何小竹：写诗完全是一种习惯了。写小说我当成是工作。也可以这样说，一个关乎生命，一个关乎生存。

巫山高：你说的生存和工作，更偏向写小说需要的技术和理性？还是说一般意义上的生存和工作？

何小竹：一般意义上的，就是写作为生的意思。而小说的技术层面，我的考虑与诗歌是一样的，即都会当成一门手艺对待，语言的手艺。

巫山高：大概从九十年代初期开始，诗人纷纷下海，但最近几年来，许多消失的诗人再度归来，开始写作。你怎么看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蜕变？

何小竹：我1992年“下海”，1996年“上岸”。其实，就是“下海”的那个期间也没停止写诗，且诗风还有变化。写小说倒是1996年才开始的。所以，“归来”在我这里应该不成立，也没有你说的那种“蜕变”的感觉，整个过程中我对文学对世界的态度都是一以贯之的。如果说离开体制就是“下海”的话，那我现在还在“海中”。

巫山高：呵呵，我觉得《藏地白日梦》主人公张非身上的颓废感，似乎是你们这一代诗人共有的东西，你如何理解这种颓废？

何小竹：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好象都有这么一种东西，就是不是那么特别不靠谱，但又不是那么特别向上，特别清楚自己要什么。这跟我们成长的时代和环境有关吧。文革，思想解放运动，市场化，都赶上了，但都不是其中的主角。

巫山高：所以你们身上的那种不在场的感觉比较根深蒂固？

何小竹：可能就是这样，你说的那种颓废，来源于一种疏离。

巫山高：你们和北岛他们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觉得自己在场，而你们一开始就颓废吧？

何小竹：是的，从开始有“思考”的时候，就偏向于颓废。没有那种要干大事的感觉。狂的时候也有，但都不是那种要成就什么的狂，而是要破坏什么的狂。生活方式上也比较喜欢乱一点，灰一点。当然，我不能完全代表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只是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搞文学的朋友多数是这种状态。

巫山高：藏文化在中国当代文化构成中一直充当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角色。无论是画家，诗人，小说家，音乐家和城市小资，都患有一种“藏地文化综合症”。从你的作品中看得出你对藏文化有浓厚的兴趣。你如何看这种现象？

何小竹：我确实也跟大多数人一样，对藏文化有很浓很特别的兴趣。我理解这种对异质文化的兴趣。但我又特别反感将其符号化或时尚化。因此，我在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没有刻意去营造那种“藏地风情”，而仅仅是将主人公放置在那个环境里。他只是“藏地”的一个路过者，并没假装去融入那片土地。这也是我自己对那片土地以及土地上的文化的一种应有的敬畏。

巫山高：你以“白日梦”为题，是否有对此的反讽之意？

何小竹：写的时候倒没有这个意思，书名是后来取的。可能“白日梦”更多的是对小说主人公生存状态的一种呈现。

巫山高：按照心理学上说，张非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藏地白日梦》是“生活在别处”的成都版，你觉得你写的这个人物身上最让你难受的，是哪一部分？

何小竹：最让我难受的？可能就是一种无力感。意识到某种糟糕的东西，但无力改变局面。他也不完全是患有人质综合症，他对绑架者的合作，我想更多的是因为他潜意识中就盼着有这样一个外力，来将他拉出已经感觉很糟糕，但自己又无力改变的那个生活世界。

巫山高：钱钟书引过一句诗：“有伤食而死于过饱者，有乏食而死于过饥者”。你觉得讲好这样一个故事最难突破的是什么？

何小竹：最难突破的是时间和空间，作为一部“公路小说”，或者说发生在路上的故事，时间和空间都呈现一种线性结构，这个给叙述带来一定的难度，也是我以前写作中没有过的。因此，写这部小说也让我自己学到不少，多了些叙述上的经验。

巫山高：有个德国女哲人在谈论司汤达时，将小说分为观念的小说和形象的小说，你觉得你更像哪一种？也就是说你写长篇是想好了才写的，还是属于更加即兴？

何小竹：我是倾向于用形象说话的小说的。我以前的小说都是这样，没什么明确的主题和观念。但写这部小说不一样，我试图有些先行的主题和观念。不过，到写成之后，又发现那些之前想要表达的主题和观念并不明显，不知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写长篇即兴不了，这与写诗写短篇都不一样。但长篇的构思，对我来说，很多时候也依然不是主题和思想什么的，不是这些考虑，而是结构，或者说故事，再或者说，叙述的语调，语言的呈现，更是我特别要考虑的。

巫山高：呵呵，就像音乐里的变奏吧。你觉得现在一般读者对小说的要求比以前更苛刻了么？

何小竹：我觉得不是更苛刻，而是更放任了。一般读者不关心你在写作上有什么想法和突破，只关心你写的东西好不好读。只要好读，你怎么写都无所谓。这从某方面说，降低了对作家的要求。因为好读不意味着一定就是写得好。所以，作家自己要有所警惕。写作上我觉得不能太随波逐流。

巫山高：这就回到我们刚才说的小说的形象性，其实我觉得小说的卓异的形象性是最吸引读者的地方，也就是你说的好看。但这种好看对经验性的依赖也比较大，你觉得你的日常经验对你的小说左右大不大？你会不会为了某部小说专门研究某一类人或者某一种生存状态？

何小竹：我觉得用经验写小说是一件很愉快也很省力的事情，而且也能写出很有质感（深刻），很鲜活（有创新）的小说。我自己的日常经验是比较丰富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处理的题材的限制，我至今还没有机会大量地将我的日常经验运用到小说中去。之前和现在写的，我更多是依赖想象和虚构。我希望有那样的机会，完全凭自己的日常经验写作。但我不会为了写作而专门去研究某类人及其生活状态。因为在我看来，我经历到和经验到的东西，都摆在那里了，看得见摸得着，不需要专门去研究。

巫山高：写完《藏地白日梦》这样一本小说对你意味着什么？

何小竹：我想，应该意味着我又过了一道山峰，写作上又多了一段路程，可以往下一道山峰靠近了。尤其对于我想尝试的带有类型意味的“公路小说”，这算是一个开端，也是一个基础，这个类型我还会继续尝试，争取写得比这一部更好一些。

巫山高：呵呵，我们很期待啊。你的阅读对你写作影响大不大？你属于那种有规律有计划的写作者么？写作中有没有自己失控的时候？小说中的主人公会不会也失控不听话，最后完全出乎意料？

何小竹：阅读对我的写作影响很大，没有那些阅读，我不可能从事写作这个职业，也不可能写成现在的样子。但我不是那种十分有规律和计划的写作者，这可能跟我一开始是写诗有关系。不过，我希望我的写作越来越有规律和计划，因为这对一个职业写作者的写作寿命关系很大。而你说的写作中的失控，经常会有。有的失控可以将小说带向一个好的境地，预先不知道的那种好。但有的失控就是失败，就需要删除，修改，控制，调整方向，乃至另起炉灶。

巫山高：你如何处理写作和日常生活之间关系？写作对后者是一种否定么？

何小竹：写作即生活，这已是我多年来的一种状态。我喜欢这样的状态。就像这次，我写完《藏地白日梦》，感觉很累，本想多歇一阵，但不行，几天不写什么，就觉得状态不对，有不知所终的感觉，呵呵。

巫山高：呵呵，谎言中的真实。生活的当下性与写作的当下性可以完全重合，互不干扰？

何小竹：不是重合的关系，可能恰好是一种间离的关系。即写作让我暂时脱离当下的（现实的）生活，进入另一种（虚构的）生活。

巫山高：呵呵。你理想中一个当代作家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

何小竹：这个很难说，每个作家的情况不一样，写作的动机也不一样。我对自己的要求是，诚实，脱俗，有理想（文学的，生活的），还有就是一种周而复始的坚持。

巫山高：写作是否给了你需要的一切？

何小竹：肯定是。我是为写作而活的。能够写自己想写的东西，我就很满足了。玩笑的说法是，人活着就是为了混时间，而写作无疑是混时间的最佳方式。

巫山高：浪费的艺术啊。你会不会放弃写作？

何小竹：朋友们都知道我说过一句话，生命不息，写作不止。另外，我也很认同罗曼.罗兰说过的依一句话：不写作，毋宁死。

巫山高：周而复始的坚持，“周”不下去了怎么办？张非就是先例，他也许就是每一个作家内心潜在的那个放弃者。当然，他在回来的路上，写心不死。

何小竹：对，这是个问题。我比张非好一些就在于，我还写诗。小说写不下去了，我还可以写诗。不过，也可以将张非的写作障碍和枯竭感看成是暂时的，就像每个男人都可能遇到的那种不应期。

巫山高：呵呵，我每读诗人写的小说就感慨，你干嘛写小说，写这么多受的了吗，诗歌几行就够了，小说要一本。

何小竹：从愉快度来说，写小说肯定不如写诗。写小说很多时候就是一种劳动。但问题是，写诗太不费时间了，那么，剩下大把的时间如何打发？还有就是，写诗没人给钱，而写小说可以维持一个诗人的基本生存。

巫山高：哈哈，这就是散文世界和诗歌世界的冲突？

何小竹：就物质生活来说，是这样的。任何时候，任何人，都没有养诗人的义务。我们要自食其力，不做寄生虫。关键是，想做也做不了哈。

巫山高：呵呵，所以斯蒂文斯不小心搞成了总裁，艾略特要当银行职员，许多外国诗人都是外交官——这倒是一个对于诗人的好职位。对于现代诗人来说，每一次掐死自己内心里的张非，就是一次胜利。周而复始，其实也是周而复“死”。

何小竹：是的，你说得很对。这个“死”很重要，写作的新鲜正在于此，置之死地而后生。但有的人不行，处境太好了就彻底死掉了，这一死就活不过来了。

巫山高：艺术最高明的境界，就是因地制宜吧，在哪里都能搞出最好的。如果因为环境就不行了，那某种意义上是自己不行。虽然这么说就有点残酷。

何小竹：是的，我正是这个意思。

巫山高：那就这么先结束？谢谢小竹老师忍耐一场饶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