佚名

    在一本青春派的文化性杂志的“世纪诗典”专栏里，读到何小竹的一首诗：《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意外地，我有了一种已经久违的读到一首绝妙好诗的惊喜，并且同时萌生了那么一点遗憾，遗憾自己没有赶在何小竹第一次发表这首诗的时候读到它。

    现在，请允许我以原有的诗行排列方式，先把这首诗完整地抄录在这儿——

李白是唐朝

一个了不起的诗人

他看见什么

就写什么

他想到什么

就写什么

他送别一个朋友

就要写一首诗

他写诗

就像说话一样

我们就这样

谈起了李白

在成都

在夜晚

在一个酒吧

我们一直谈论到深夜

反复的话题

是李白赠汪伦的那首诗

李白乘舟将欲行

汪伦把他送上了船

就这么一件事情

李白写了一首诗

你敢不敢这样

写一首诗

写成都

写我们饮酒

写石光华

写何小竹

写李白和汪伦

    诚如诗人于坚所说，自从他的长诗《尚义街6号》在《诗刊》1986年11月号头条位置发表后，中国诗坛开始了用口语写作的风气（《棕皮手记》）。但无论如何，何小竹的这首《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绝对是自《尚义街6号》发表以来中国最出色的口语诗之一。

    这首诗彻头彻尾都是口语、大白话，很好读。除了在结构上，前十行属于前置，除了在技巧上，最后一行有个小小的双关（当然事到如今，这种前置和双关，我们在分析时早可以完全忽略），可谓平实质朴得不能再平实质朴了。而除了平实质朴，这首诗最大的特色，还有就是它的语感的把握。

    现代诗自然讲究语感，讲究节奏和韵律，而且它的语感，它的节奏和韵律比古诗更内在、更本质。这首诗多重复，但不给人以丝毫的单调、拖沓和累赘之感；相反，倒让人觉得全诗几乎不可增一字、损一字、易一字，且诗行的停顿、分割、转换都恰到好处，无懈可击，几乎没有一处可作更改和调整，否则，即给人以一种破坏了全诗的语感，破坏了全诗的节奏和韵律的感觉。

    当然，之所以说这首诗出色，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这首诗充满了机智的光芒。

    作为谈话的内容，诗中对李白的议论有点滑稽地举重若轻，甚至给人以某种轻薄之感，但仔细体味，又不免击节赞叹——这种不免轻薄的议论正好切中了要害。

    是啊，《赠汪伦》不正是这样的一首诗吗？李白不也正是这样的一个诗人吗？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不就是首句直叙，次句来一个曲笔，不接下直说汪伦来送行，只说听到了岸上的歌声；而诗后半的三四两句，不就是用了个比物手法，没有肉麻地说汪伦送我之情深万尺，改说“深千尺”犹“不及”吗？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李白自然是唐朝也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他的艺术成就和艺术地位毋庸置疑。但我们用现在的眼光看，李白又何尝不是一个“随便”的诗人，又何尝不是一个缺乏“精品意识”、缺乏“传世情结”的诗人？可笑太白先生常常兴之所至信口吟吟信手写写的诗篇，譬如这首《赠汪伦》，或者再譬如另一首《静夜思》，备受历代的无识之士、短浅学人搜索枯肠地“鉴赏”，终而代代相因，以讹传讹，缪以千里。嗟乎！

     何小竹和石光华都是被“遗之在草泽”的当代诗人，他们都曾经写出过或者还正在写出许多出色的诗篇，现在我们也许可以从这首《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再进一步抵达他们的内心——他们有一点小小的怨气，被“话语权力”排挤，远离“话语中心”的怨气，但他们把它转化成了嘲讽和对自我的揶揄，并且他们更多的是俾睨和傲气。在艺术气质上，他们基本上是渐趋平静、坚定的一代，因此中国诗歌史上的李白成了诗人李某，被他们这样审视，被他们这样谈论——有趣的是，还有了记录这样的谈论的文本，有了这首《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他们就是这样地“异端”，这样地坚持他们的“民间话语”，他们就是这样地让憎恨“异端”、憎恨“民间话语”的一类人憎恨。

    这使人想起诗坛内外有关诗歌内部和外部问题的一直不断的争论，譬如何为好诗，何为劣诗，何为伪诗（甚至譬如：什么是诗，什么是非诗？）？譬如现代诗与古诗孰长孰短孰优孰劣？是良币驱逐劣币还是劣币驱逐良币？譬如如何正视传统，如何继承传统？等等，等等，或许都可休矣！——诸如这般的争论当然还是会这样一直不断地争论下去的，但是真理有时未必愈辩愈明，真正解决问题的希望，也许只在于诗人和读者或者加上诗评家三方的心智尽快脱离幼稚期而不断地成长和成熟。

    好了，说得有些感情色彩了，还是让我们回过头，再来读读这首《与石光华在成都谈论李白》，读读这首中国最出色之一的口语诗——愉快地。

1998.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