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在电视上一个对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孙晋芳的访谈。孙晋芳是打排球出身，让她来主管网球，有点“捞过界”的意思。不过中国的体育官员都是速成专家，阎世铎刚进中国足协那会，不是连什么是越位都不懂吗？现在阎某人搞死甲A搞中超，搞死中超又筹划什么“南北分区”，俨然以专家自命，虽然可能对于“越位”仍旧是一脑袋浆糊。孙晋芳坦言自己对于网球是个外行，不过节目播出了一段老孙打网球的片断，球拍挥舞的像模像样。毕竟是运动员出身，这一点比他的同事阎世铎——都在一个衙门里，叫同事似不为过——要好得多了，要是把此公放到足球场上，估计踢不到两分钟就得抽筋。
　　 孙晋芳挺幸运，新官上任不到一年，李婷和孙甜甜就拿了奥运会女双冠军，有点像排球李德“短平快”。在回答记者中国网球运动为什么这么快就取得突破时，孙晋芳的答案里第一条就是“举国体制”。
　　 今年夏天，当看到那两个晒的肤色黝黑的姑娘举着国旗绕场一周时，我心里着实激动过一阵。不过这种激动也就持续了几分钟，我很快就厌烦了电视里一遍遍重播的获胜时刻；等到第二天打开报纸，扑面而来的“突破”、“胜利”、“冠军”等等耀眼的字眼让我几乎是条件反射式的忍不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呕吐欲。——说到底，那两位姑娘的胜利，和我又有什么关系呢？我不过是个旁观者而已。
　　 然而孙晋芳的话让我推翻了以前的看法，我和李婷孙甜甜乃至随便哪个网球运动员的胜利还是有关系的：因为我是纳税人，网球运动管理中心的日常开支和运动员的比赛费用里，有我“上贡”的一部分，虽然可能微不足道，但毕竟是从我钱包里掏去的。
　　 有付出就应该有回报，没有回报的付出无异于被抢劫。把钱施舍给乞丐还能得到一声“谢谢”呢。子路做好事不留名也不要报酬，结果被孔子教训了一顿，孔子说，假如做好事得不到回报，那么以后做好事的人就会越来越少。孔子的话我深以为然。从孙晋芳的谈话中，我丝毫没有听出网球中心对于纳税人有什么回报，她所提到的目标只是2008年奥运会进入第几轮，走运的话，没准可能鸳梦重温。
　　 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欺骗老百姓，说只要把钱币扔进募捐箱，听到“当啷”一声响，死后就可以上天堂云云。孙晋芳的所谓目标和那“当啷”一声没什么区别，甚至还不如——我连响声许都听不着。即便实现了孙晋芳所定下的目标又如何？作为旁观者，别人的胜利所带来的那一丁点快感既不能当饭吃，也远不如性高潮来的猛烈。所以我得说，我被网球中心、被孙晋芳给抢劫了，而且是明火执仗的抢劫。
　　 其实不仅是网球运动管理中心，中国国家体育总局下辖的所有运动管理中心，都是抢劫者。中国的举国体制把体育事业变成了一棵畸形的大树，上面枝繁叶茂，根系却稀疏干枯。“全民健身”喊了这么多年，依旧只是一句悬在半空中的口号。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都被锦标主义这面大旗指挥着投入到了“奥运金牌”这个无底洞里。数以十亿计的人民币铸成的一面面金牌，给运动员带来了财富和荣耀，给体育官僚铺就了平步青云的天梯，我们这些纳税人得到了什么呢？
　　 我对奥运会，特别是2008年北京奥运会一向有些腹诽。因为真正的体育应当在日常生活之中，竞技体育的繁荣应当是大众体育深入开展的结果。奥运精神的实质正如教皇所说：“重在参与”，然而对于奥运会成绩的过分重视，却导致了竞技体育对本应属于大众体育的资源的任意掠夺，使大众从体育的参与者沦为旁观的看客。奥运战略大旗下的中国体育，实质上就是这么一种盆景化的“看客体育”。孙晋芳的网球，也是用来看的，给那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看，也给那些盆景爱好者看。
　　 把花在运动员身上的钱拿去为中小学生建几片球场，这是我，一个不甘心沦为看客的纳税人对孙晋芳和其他体育官员的一点忠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