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30岁才上大学，这不是我的错！但是“年龄歧视”就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始终悬挂在我的头顶。上大学时，说是百米跑达不到13.8秒的不能评三好学生。工作后，35岁以上的不能脱产学英语、公费出国进修。1992年提教授时，规定申请破格提拨的不能超过43岁。1999年或是1998年，李嘉诚在教育部设立“长江学者基金”，规定申请人年龄不超过45岁。我发现我总是被划在合格的年龄线外。幸好长江学者计划留了一道口子，“特别优秀的年龄可放宽到55岁”。按我不服输的性格，既然有一道口子我就要搏一搏。

第一年公布的长江学者计划的岗位，自动化学科只有清华大学和浙江大学有岗位。于是我便悄悄地向浙江大学提出了申请，当时杭州的《钱江晚报》还来电话采访我，我也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反正是后来在《钱江晚报》登出了一块“小豆腐块”。没想到这一上报便被东北大学知道了，弄得我好被动。当然我的申请没有成功，成功者是浙大自己的学者褚健。褚健的确比我干的更好，我也没什么不服气的。

第二年，华中科技大学系统工程研究所给我打来电话，说他们的长江学者岗位批下来了，让我到他们点申请。我非常高兴，武汉是我家，华科大是我母校，我们家兄妹4人除我之外都在武汉，我自然想回去！于是我又一次递交了申请书。不久王红卫老师跟我打电话说，他们学校向教育部上报了5个人，我排在第二。当时一个学校也只有不多的几个岗位，我排在第二，希望还是很大的。但是最后的结果我还是落选了，王红卫告诉我落选的原因主要还是年龄偏大了。

第三年东北大学也申请长江学者岗位，并让我作为候选人同时申请。我心想，有岗位我都申请不上，跟岗位同时申请希望更加渺茫。好在申请材料都写了两遍了，稍加改动也不费事，也就再次提交了申请。后来岗位批下来了，但我的申请却没有批准。我是彻底的失望了。就在这几年，我感到心中十分的压抑，总觉得事事都不顺畅。

就在这一年，学校领导来我们学院争取意见，参加者是学院领导和学院的“大牌教授”，我也有幸参加了。当时，改革开放已经越来越深入，南方的经济条件越来越好，“孔雀东南飞”的情况已经在高校显现。但是，东北大学的领导还躺在计划经济的席梦思上做着美梦，根本不知道大学之间人才竞争的严峻性。据说我校某院士去找校领导要求改善办公条件，并给予他的研究工作一定的经费支持。某领导却说，“按我的理解，教授是应该给学校挣钱的，而不是找学校要钱的，包括院士也是如此。”院士听完掉头就走了，不久就听说这位院士上别的学校当“双聘院士”去了。这时，学校里传说东大已经有三名院士到南方的大学当“双聘院士”去了。院士是学者的标杆，院士走了教师队伍里自然人心惶惶。

校长讲完开场白，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抢先发言。按官场常规应该是让资历最深，或是官职最高的人先发言。资历不足的人也只要在官职最高的人点将的前提下才能发言。不过我从来不管这些臭规矩，有话就说，有屁就放。我首先指责，学校这几年来的所谓的成就都是“泡沫成就”，什么东大复名，进入211，都不是科研与教学的实质上的提高。再说南方大学与我们的差距在扩大，我校的人才正在流失，包括三名院士到南方当“双聘院士”，严重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球队输了球，主教练要辞职，咱们学校搞成这样是不是也应该有人辞职，出来承担责任。我的话令全场震惊，我说完之后，全程一片寂静，落针可闻。没有任何人敢接我的话，自然更没有掌声。过来好一会儿，赫冀成校长说，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意见。这时候，其他老师才就其他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在我眼里那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事后，王福利院长跟我说，赫校长问他，我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有什么人支持？王福利是我的老同学，自然竭力为我申辩，说我决没有什么背景，就是个倔脾气。可能是对学校有些事不满意，说话过激一点。大概是第三天下午，我们一队人正在沈阳大学交流，忽然来了电话，说是赫校长要请我吃饭，让我晚上6:30在外招门口等着。于是我急急忙忙打车回了学校，看看手表已经过了6点了，于是我也没有回家，直接到外招门口等着赫校长。大约过了20分钟，赫校长来了，见到我热情的跟我打招呼。然后把我领到一间小餐厅里，一张小桌就我们两人相对而坐。赫校长说，平时一忙回不了家，就来这儿对付一顿。不久，菜就端上来了，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家常菜，也没有酒水。赫校长开场就说，你那天的发言对我震动很大，不过你放心，我毕竟也是留学回国的，这点容人之量还是有的。今天就是想跟你交流交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没说完。“伸手不打笑脸人”，赫校长这样礼贤下士，我也实在不好意思再说过激的话，于是把南方怎样吸引人才，竞争怎么激烈，比较详细的说了一遍。赫校长问我，你看咱们要把工资提高多少，才能保住人才稳定？我好像说了一个保守的数字，赫校长说，我看恐怕还不够！学校也在考虑这件事，不久就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正题谈完之后，赫校长跟我谈起他过去的经历，从他当年考大学，到去日本留学，回校工作，总之让我感受到他的真诚，感受到他一路走来也是相当的不容易。赫校长从头到尾，没打一句官腔，像个老大哥一样跟我叙家常。从此我打心里对赫校长表示尊敬。的确，在中国当一个校长很不容易，外部环境的制约，内部的各种矛盾，使得校长并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意愿来管控大学的一切。我们应该对他们的工作表示理解，多一些宽容，而不要求全责备。

    （赫冀成校长，来自2019年教育网）

到了这一年的年末，我的好事接踵而来。首先是我被评为辽宁省优秀专家，还得了三万块钱的奖金。不过辽宁省没钱，不能一次发到位，分三年发给我们，拿到一万块心里还是很高兴，见钱眼开嘛，我自然也不能免俗。再就是我被评为沈阳市劳动模范，披红挂彩开大会，最后得了一台海尔牌的微波炉。快二十年了，这台微波炉咱家现在还用着呢，虽然中间坏了一次，找人修了修就一直用到现在。再到下一年，我又被评上了东北大学的师德标兵。接憧而来的好事都快把我砸晕了。

当时我就想，“闹夜的孩子多吃奶”，那次开会我要是不闹腾一次，估计这个优秀专家和劳动模范也不会有我的份！不过说良心话，我当初闹腾真的是心中有气，绝没有想到捞什么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