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我获准申报博士生指导教师，就是俗称的博导。当上博导后就可以独立招收博士研究生了。在我申报博士生导师的过程中，唐加福正在研究生院工作，他明确向我表示要读我的博士生。于是在我申报过程中有一个“预定的学生”在给我帮忙，给我传递消息，帮我补充材料。虽然他并不能决定我的申报成败，但有个人通报消息总还是令人放心不少。评审结果下来了，我成功地当上了博导。

在我刚刚获批还没有列上招生目录时，就有学生找上门来了。我的第一个博士生是王玮，她考分上线但因报考的老师名额满了没能录取，于是通过我的硕士生万福才找到我，这样王玮就成为我的第一个博士生。不久后，我的招生目录出来了，由于当时我们系统工程专业只有我一个博导，所以报考的学生非常多。连同在职的老师，我一开张就招了6个博士生，他们是唐加福、黄敏、杨圣祥、高林、范英俐和吴悦。我的研究组一下子就兴旺起来了。我还推辞掉了好几个，不然的话学生更多。在我的博导生涯中，这一批学生是我最好的学生，以后的学生除了刘黎黎、王洪峰、张瑞友、王俊伟，和后来的刘旭旺之外，再难和我首批招收的这些学生相比。我也不断地在反思，是我以后指导不尽心了吗，我想绝对不是。我认真思考后认为，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大学学术研究的气氛越来越差了。学生们受社会影响，社会越来越功利化，他们又要去找工作，要挣钱，在学术研究上的心越来越淡。另一个原因是到后来，系统工程增加了好几个博导，好学生被分流了。而且我们东大的研究生质量也是每况越下，所以博士生质量下降也是在所难免。

     （我和我的学生们，1999年新年会餐后）

     (左起：杨圣祥，范英俐，我，唐加福，高林，1999年沈阳东北大学答辩之后）

    （吴悦，我和黄敏，1998年底沈阳东北大学答辩之后）

我自己不喜欢坐班，自然要没有能力去要求学生天天去实验室。我管理学生的方法就是激励学生的上进心，营造一个相互竞争的学习气氛。我照搬了FANGroup的每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的方法，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口语水平，我每个月还举行一次只能说英语的学术讨论会。开始每次英语学术讨论会都是我自己讲，后来也有学生申请来主讲。当然在学术讨论会上我也会经常讲些激励年轻人努力的大道理或“小道理”。

我们每次有一个人做自己工作的报告，当然也可以讲文献。结束时我会征求有没有同学申请下一次主讲，一般来说总有人申请，如果有不止一个人就安排到下下周。当没有人申请时，我有时候会点将，实在没有合适的人我就会自己来讲。每次报告人要求认真制作PPT，每次我还会安排一个同学做记录。这样严肃的形式也让同学们在做学术报告中得到了提高和升华。报告后讨论也非常激烈，都是相互熟悉的同学，互相指出问题或是提出更好的点子经常发生。虽然每个人研究的方向不一样，我跟大家说，我们的学术讨论会的目的就是要大家“做一篇博士论文，听十篇博士论文！”应该说我们的学术讨论会办的非常成功，很多同学毕业后都会表示非常怀念我们一周一次的学术讨论会。

我们虽然没有像FANGroup那样每周有聚餐，但是我们每年年终都会聚餐，自然是我请大家。同学们这时都会非常兴奋，会喝掉不少酒。按我们组的传统，每个首次参加聚餐新同学，可能已经来大半年了，必须“打圈”，就是给所有比自己先来的师兄师姐敬酒，一人一杯。当时我们常开3桌，20多杯敬下来人基本就不省人事了。所以我们组里锻炼出了很多喝酒的高手，像王洪峰、胡清河都是我们系统工程所里的“酒头”，也就是喝酒的头牌。

每到期末或是年底，有时甚至是期中，我们都有一个研究成果汇报会。在这个会上人人都要汇报自己这一段时间以来的研究工作进展，包括发表的、录取的和在投的学术论文，还要讲一讲自己下一段工作的设想。每次都是从我开始，那些年我的工作总是十分靓丽，算是给学生打了一个样。而后从大到小，依序汇报。快毕业了的同学自然工作多多，讲起来沾沾自喜。我也会一一给出点评，好的自然表扬，工作不行的我就会敲警钟，提示他/她这样下去就不能按期毕业。到了低年级同学，自然只能说上了什么课，学了什么东西，博士论文打算怎样入手，在师兄师姐的压力下，他们自然晓得不努力不行。在这种相互竞争的氛围中，我的学生大多知道要努力学习，也会暗中相互攀比发表的论文多少，发表杂志级别。最典型的一次是在一次年终聚餐后，有一个女同学扬言，她将是我的学生中最优秀的，并公开向男生叫板。好几个学得好的男生自然不服气，大声应战，“不信咱们将来比！”

这样有血性的年轻人他们将来怎么可能默默无闻，我这当老师的为此无比自豪！

我当博导20年，一共指导了72名博士生，共有67人获得博士学位，有5人因各种原因终止了学业。我的学生很多都在各行各业中崭露头角，这是我这辈子对社会的最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