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88年破格晋升副教授，按东工当年的政策我可以分配两居室的房子。但是当时还没有房改，单位建房能力有限，一直是僧多粥少。很多比我年纪大人口多的老师都没住上两居室，我自然也不敢心存妄想。所以一直到1991年我仍然和李沈老师合住一套两居室，共用一厨一厕。

这一年学校里忽然出了一个公告，为了解决学校老师的住房困难，要求把出国逾期未归的人员的住房收回来。学校给出的操作办法是谁能动员逾期未归老师的家属退回房子，就优先将退回的房子分配给劝退人。在列出的逾期未归人员名单和房源中我看到了一个我熟悉的名字，我立刻心动了。他就是我的同学吴汉生，他跟我既是同学又是武汉老乡，我们俩一直是好朋友，在念研究生时我们一直互相帮助。他在东工我在华工，我们经常相互交流，希望能共同提高。这时他已经去日本好几年，并在那边转为博士生，一时半会儿，或许永远都不会回来了。吴汉生的爱人是我同班同学张肃宇的妹妹，张肃宇是我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一直保持来往。这时张肃宇也去了日本，我去过他家好几次，他母亲我也认识。张肃宇家是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父母亲都非常通情达理。于是我便去了张肃宇家，把学校的通知告诉了张伯母。张伯母很爽快的说，吴汉生的房子一直空在那里，里面就有些家具，找个搬家公司搬过来房子就可以交回给学校。

我帮着张伯母把房子里的家具搬到了她的家，不几天学校就如约把吴汉生那套房子分给我了，于是我提前住上了两居室。这套房子位于学校新盖的一栋家属楼的顶层，即第六层。一共有一南一北两间正房，一厨一厕，还有一间4平米的小房间，所以俗称“两间半”。这房子吴汉生也没住几天，当时都是公房也不时兴装修，所以基本上还是清水房。我在打开供水管时遇到了问题，便到楼下五楼那家去询问，没想到正好碰到了姜茂发。当时我们还笑着说，咱们两家注定要当邻居，没想到分开了居然又碰一块了。后来姜茂发成了我们的副校长，我们乃是处的不错。

虽然是公房，毕竟要搬入新家，我和蕙丽决定还是要好好收拾一下。当时也没有装修公司，我们找了几个朋友帮助我们粉刷，又找我的连襟，郎筱丽的爱人周雄辉帮我做了一个铁门，算是自制的防盗门。小周是一家工厂的厂长，所以就象征性地让我付了点材料钱，连运输带安装都是小周亲自干的。那时候我们都很穷，能省一分就省一分。当时还没时兴铺地板，电视里天天做安舒地板革的广告，那是鞍山合成最火的日子。我和蕙丽便上街买地板革，看好多家终于买了一款“汇丽”牌的地板革。我把地板革卷成卷，绑自行车的横梁上，蕙丽在旁边帮扶着。我们俩就这样把地板革从太原街一直推回到家里。

我们的新家终于收拾好了，从一居室搬到两居室有了更多的空间就可以添置更多的家具，于是我和蕙丽又去买家具。首先想买一套组合柜，我揣了一千块钱在身上来到沈阳铁西的九路市场，这里是沈阳最大的家具市场。我们看上了一套组合柜要700元，我掏出1000块付出700后，又把剩下的钱塞进腰里。等到我付运输费时，忽然发现300块不见了，我才觉察到我塞回腰包的钱丢了，顿时十分懊恼。蕙丽急忙安慰我，说“算了算了，就当这柜子是1000块买的吧。”在回去的路上，我陪着运柜子的倒骑驴，蕙丽自己骑车先回去了。一路上，运货师傅说，你这媳妇人真不错呀，这么多钱搁一般人早就跟你闹上了。我心中感到一阵宽慰，丢了钱得了一个好媳妇太值了！不过一想，也不对呀，这媳妇本来就是我的，不丢钱不还是我的吗？于是又开始心痛上钱了！

组合柜到了楼下，哪知道那倒骑驴师傅管拉不管抬。我俩望着高高的顶楼大眼瞪小眼，急得一筹莫展。幸好郎自强闻讯赶来了，他找了几个同学，大家一起帮忙才算把组合柜抬到屋里。当年姜昆有个相声叫“抬钢琴”，好像还上了春晚。我一听到这段相声就想起我们抬组合柜上六楼的相同遭遇。

我们终于开始搬家了，当时也没有搬家公司，大家搬家都是找朋友帮忙。陈宪章、徐昌国都来了。徐昌国还找来了好几个他的同学，唐加福，高振都在其中。后来唐加福成了我最优秀的学生，高振也曽当了一段我的学生。我们终于住进了两居室，实在是高兴！又过了两年，开始房改了，这套房子作价3万来块钱卖给我了，现在想来真是划算呀。这套房子单使用面积就有50多平米，我们院里现在房价接近1.8万一平。我在这套房子一直住到1997年年底，我又在学校排号置换了一套三居室。到了2002年我又参加学校的集资建房（旧房折价收回），排号买到了一套175平米的电梯楼房，这是我最喜欢的，也是我现在住的房子。如今我已在这套房子住了18年了，并还要一直住下去。应该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的生活越来越富裕，我们的住房条件已经大大改善，那些三世同堂的憋屈的日子早已不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