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夏天，当时的美国总统老布什颁布了法令，宣布1990年6月1日前从中国来美国的访问学者和学生可以享受回国服务两年的豁免。因为原来的J1签证持有者签证期满后必须回国服务两年才能申请其他的签证，有了老布什的这个政策我们这些人就可以不回国了，直接转其他签证。这样我们这些国内来的访问学者都可以留在美国工作，然后就申请美国的绿卡。消息传来之后，不少人都在考虑转成什么签证。对我们J1签证的人来说，要么转为学生，申请S1签证，要么去找工作，申请H1签证。总之过去不通的这两条路现在都畅通无阻了。

这时我还在犹犹豫豫，毕竟哈杰森给我的资助11月才到期。我身边的人有的已在蠢蠢欲动，有的准备考托福，准备转为学生，有的开始找工作。凭着我们的高学历即使找不到教师职务，一般职员的工作还是找得到的。这时候方教授找了我，问我什么打算，我说我还没有考虑好。他说，如果我愿意留下来念博士的话，他可以给我资助。这一份承诺是非常宝贵的，我听了心里十分感动。我说，我还要跟家里商量商量，过些天给他答复。

我写信回家跟蕙丽商量，在等回信的时候我也不断地在思考，我正面临着人生的十字路口，怎么走直接关乎着我的乃至我们全家的未来。这一年我已经42岁了，再去念博士，等博士毕业至少45岁了。这时候再去找工作，再去为家人拼搏是不是太晚了？如果直接去工作呢，只能做低层次的工作，工资低不说社会地位也低，我于心不甘呀！而回国呢，有了这次美国的留学经历，我的科研水平大大提高，一定能一显身手，争取到更好的未来。所以从我的角度考虑我更倾向于回国发展。

20多天后我接到了蕙丽的回信，她说一切由我自己决定。在回答我要是回来给家里买什么东西时，她说，她问女儿，女儿说：“我什么都不要，我只要我爸爸！”读到这里，我不觉泪如雨下。女儿的童言触动了我心中最柔软的地方。如果我留在美国，蕙丽娘俩一时半会肯定是来不了美国。等我转成学生签证S1，读上博士，再给她们申请S2，可能一两年都办不下来。那么这段时间她们的生活就很艰难。记得临来美国前，蕙丽曽跟我说过，要我在女儿上小学之前一定要回来，不然孩子中午没地方吃饭，周末也没人看。想到这里，我决心回国去，为了我的亲人，为了我的家，也为了我的未来。

当我再遇到方教授说起此事时，我告诉他我决定回去。他想了一会说，“你决定回去，说明你跟别人不一样！要是你留下来，我会觉得你还是跟别人一样。”方教授的话让我想了好久，他好像是在夸我，却又没有一个字在夸我。是的，我就是要跟别人不一样，我要做我自己！

就在这一年的11月初，我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这一天我记得很清楚，顾教忠送我到机场。那一天风很大，我先乘坐UA Express（美联航快线）从罗利-德赫姆机场到华盛顿杜勒斯机场，小飞机只有十几个座位，还空了一半。在大风中飞机像是海面上的小船上下颠簸，令人惊心动魄。在杜勒斯机场换上大飞机后，起飞不久飞机剧烈抖动，头顶上的行李箱发出各种怪响。忽然好几个行李箱盖自动弹开了，有几件小行李掉了下来，幸好没有砸到人。我旁边的一个白人老妇人不停地划着十字，看来害怕的不是我一个。幸好飞机很快冲到了云层之上，一场噩梦终于有惊无险的结束了。第二天晚上我到了北京机场，蕙丽和自强一起来机场接我，我终于回来了。

我的第一次访美对我的人生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此之后我逐渐在国内崭露头角，一步步走向成功。30年过去，今天回想起来我当年的决策到底是对还是错？实在是说不清。或许当年我不回来，45随后拿到美国的博士学位，然后当上教授，在学术上有更大的建树也未可知。至少我的一家人都会生活在美国，起码不用为我的外孙今后的教育问题发愁。然而人生不能重来，选定了这条路就要认定这条路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