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东工以后，承蒙杨自厚教授对我的赏识和栽培，1986年破格晋升讲师，1988年又破格晋升副教授，真的是十分迅速而顺利。当然这也跟我的努力分不开，不说别的，单是我发表的论文数量和质量，我们系同届同事中无人可比。1988年又承蒙北京钢铁学院的马正午教授的举荐，我当上了中国自动化学会经济与管理系统专业委员会的委员。这一年的年会在武汉召开，我自然当仁不让，必须去参加。会议还安排了我的一个大会报告，讲的什么题目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了。

武汉是我的家，母亲始终是我的牵挂。此时女儿已经4岁多了，特别的听话且好玩。于是我和蕙丽商量，决定由我自己带女儿一起回武汉看奶奶。蕙丽要上班实在不能跟我们同去。这时我已是副教授，自然买了卧铺票。一路上我和女儿合睡一张卧铺，女儿虽小却知道心疼爸爸，她总怕我摔下床去，紧紧地贴着床背板并让我靠紧些。在北京中转时，郎自强的一个同学帮我买了到武汉的卧铺票。车是晚上的，下午我带女儿去北京动物园，狮子老虎大熊猫都没引起她的关注。她最感兴趣的动物却是几只黄羊，因为它们可以近观投食，女儿捡了树叶喂黄羊，黄羊吃的开心，女儿总算是开心的笑了。原来女儿一路晕车，晕了火车晕公交车，吐了一路把我愁死了！

到了武汉家中，母亲见到我和孙女，自然是非常高兴。这时妹妹已在湖北电视台分了房子，她不能常在家陪伴母亲。此时母亲家已经搬到了惠济路的长办宿舍，是一套二楼的一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小套间。很不错，长办能给职工遗孀分这样的房子也算说的过去了，至少比我在东工分的房子强多了。妹妹搬走后，请了我们彭泽老家的张中英表妹陪伴母亲。中英妹妹原是我舅舅家的保姆，舅舅推荐他来我妈这儿帮忙。因是远亲，母亲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看待，也常对人说中英是她的小女儿。中英很懂事，做事也勤快，所以很讨我母亲喜欢。后来我妹妹还帮她在武汉找到了工作，成了家，最后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总之我很感谢她陪伴我母亲那么长一段时间。我女儿从小长得乖巧可人，人见人爱。母亲自然是很喜欢她，常牵着她在院子里走动，向熟悉的邻居夸耀自己的孙女。没想到，那是女儿最后一次见到奶奶了。

     （母亲和女儿，1988年于武汉）

1989年的夏末，母亲忽然摔了一跤，把腿摔骨折了。当时就送进了长江医院，即长办的职工医院。母亲一直有糖尿病，糖尿病就怕外伤，不但外伤不容易好糖尿病还会加重。长江医院的外科医生水平不行，只会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带来母亲的糖尿病忽然加重。我和我哥都被召回，母亲病重我们当儿子自然应该尽孝床前。我和哥哥轮流在床前照顾，妹妹的女儿毛妹此时才半岁多，加上她还有工作所以我和哥哥来后，就由我们哥俩主要值班。我弟弟此时已经在美国麦道公司当访问工程师，自然不能来值班。母亲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清醒时看到我们哥俩都来了，心中还是很高兴，问这问那，还总回忆过去的事。糊涂时说些话不着边际，不知道她的心思神游何处。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母亲渐渐好转，便出院回到家里。这时我正办着去美国的出国手续，家里也是一堆事。而我弟媳张兰英也从陕西赶来帮忙照顾母亲，于是我便告辞了母亲回到沈阳，想不到这一别竟是和母亲的永别！写到这里我已泪如雨下！

回到沈阳家中不久，大概是10月3日，我收到了我妹妹发来的电报，母亲已经去世了。虽然母亲有病已经很多年了，这次病重我也早有预感，但一旦预感变成现实，心中仍是刀绞一般的痛！母亲这一辈子为了我们这个家付出了她的一切！她是个非常能干的人，无论是办事能力，处理各种关系的能力，人际交往能力都是一流。但是她为了支持父亲工作，抚养我们四个孩子，她放弃了她已经得到的或是能够得到的一切，甘愿在家当家庭妇女，担负起支撑我们这个家的重任。母亲奉献精神是伟大的，她的一生也是伟大的。

当时我正在办理去美国的签证，并要到美国领事馆去面签，所以没有再回武汉参加葬礼。为此我心中特别的内疚，觉得自己愧为人子。另一个压在我心头的痛苦是母亲一直希望我能留在她身边，但是我还是去了沈阳,前因后果我在上一章中说过。从小母亲就对我有几分偏爱，因为我会做家务，心比较细，并能体谅她。所以母亲好多事情都喜欢跟我诉说。但是我却不孝，没有留在她身边。我总在想，如果我留在武汉，或许母亲还能多活几年，看到我们兄妹都发展起来的好日子。那她一定会非常的开心！愿母亲在九泉之下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