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前出国去欧美日留学的，都需要“保人”，虽然这明显带了些鄙视侮辱意味，但没办法，谁叫那时的中国经济那么落后呢。
       保人，即担保人，为了让你获得在该国的居留签证，作为保人的他需要向入境事务管理机构提供自己的纳税证明、以及在保证书上签名盖章。日本人多是谨小慎微的，一般不愿惹事上身，所以对于不熟悉不了解的人他们不会轻易答应做保人。
       第一次的保人和半年后延长签证的保人，都是由学校代找的，是校长发动了自己的亲属和老师们的亲属。转学后，我自己找了个保人，以后的几年一直由他给我出具各项证明材料。
       我的保人在邮局工作，那时我已在那邮局打工半年多，常见面常叙聊，我感觉他是个老实好人，他也很信任我，所以当我向他提起请他做我保人时，他一点没犹豫，马上一口答应，然后再问我，具体需要他做些什么。
       他那时已五十好几，头发已有些花白，戴副眼镜，个子在同年龄日本人中算高的。他腰板一直挺得笔直，一派男人气概。因为单身，性格像是有点孤僻，不太和同事们说话，相比之下，还是和我说的多一些，反正靠比划，靠写，互相聊得还算投缘。
       他喜欢看书，好几次我们一起在外吃完饭后，他都会带我去附近的书店，有时站着翻看一会，有时我们就在店里坐下，要杯咖啡看会儿书，反正我也喜欢看书，总能找到些可以翻翻看看的书的。他看书涉猎范围蛮广，政治的社会的文学的都看。
       他带我去吃过很多店，基本不重复，好些小店的老板都和他相识，可见他平日里就这么到处吃惯的。有几次也叫我带一两个朋友，边吃边说。其实他话是不多的，虽然并未到老年，但一副沉默寡言样，深沉得很。我不愿意冷场，大多都是我挑起话头，问他些问题。就凭他看的那些书，我知道他的知识是丰富的，思想是有点深度的。他看不惯政治中的黑金问题，也不满意天皇制的弊端。
       他喜欢喝酒，独身人嘛。一般我们一起吃饭时总会喝点酒，但不多，就那么一小点，和很多日本人一样，他酒量也不大。我带给他几瓶中国酒，他很高兴，喝了后一个劲对我说“好酒”。有一次，我叫他来参加我们留学生的一个联欢聚餐。可能是没有老熟人，又不在正规店里，无需把控自己了，那次他喝多了，到结束时我看他脸色跟往常不一样，有点不对劲，扶他去洗手间，他吐了。后来我又扶他到车站，帮他买了票，但他无论如何不让我送，我只能看着有点踉跄的他上了车，车开后我才离开。
       他是绝对守信的，说过的话一定会履行。有一次，原先说好的一起去旅行事因他临时加班没能成行，一个月后他仍叫上我和另两人一起去了。
       日本的邮局员工都是国家公务员，社会信用度高，待遇也不错。我看过他的税单，估算他的年收入在八、九百万日元左右。所以当那时的邮政大臣小泉纯一郎提出邮政改革方案时，邮局员工们是各有议论各有看法的。
       他从不跟我说他家里事，我只知道他独自租房住着、他父母尚健在，别的就知之甚少了，他自己不说我也不好意思多问。
       当我在春节时第一次回国，有天晚上他喝了点酒，拨了我留给他的电话。那天我不在家，他先用日语、又用英语询问，家里人就用英语把我所在处的电话告诉了他，他马上又拨过来，当听到我的声音时，我明显感觉到了他的欣喜，原先或有的疑虑一下全消散殆尽了的那种情态。那天他舌头有点不听使唤，喝了酒嘛。
       我还请他为我朋友做过担保人，他虽然绝对相信我，但对我的朋友还是笔下留了点心的，在写与被保人的关系时措辞很是保守，学校退回了两次，直到第三稿才被学校认可。

       他有心脏病，那几年中住过两次院，我按中国人习惯，买了点东西去医院看他，他很是高兴，跟我说了很多，还带我看了下医院。
       我决定回国时，他正好到了“定年”（退休）年龄，由于那时日本经济泡沫已破裂，几年中很多行业都不景气，导致原定的养老金发放有了些变化。他说他还要再继续做几年，要到65岁，才能什么也不用做，一切不用再操心，单靠养老金就能养老。所以他仍留在邮局里继续工作，如同我们的返聘一样。
       我回国后，即给他写了信，以后的几年里又给他写过好几封信，寄到他家和他的邮局，向他表达我的真挚谢意，邀他来上海玩，但他一次都没回，我还给他打过一次电话，铃响没人接。后来我也就作罢了，估计他早已离开邮局早已搬家了。

       我心里很觉遗憾，总感觉还欠着他人情，始终念记着他。在东京的那几年里，他给予了我那么多，那份情缘，又何止只是一句谢谢就能了却的！（2007.7.13.）